读《资治通鉴·汉纪九》（二）

读《资治通鉴·汉纪九》 （二）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臣子民众）少则习之学（小时候学习），长则材诸位（长大了做官历练），爵禄以养其德（封爵培养品德），刑罚以威其恶（处罚威慑坏心），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以犯上为耻）。武王行大谊（大义），平残贼（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教化）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监狱）空虚四十馀年。此亦教化之渐（浸润）而仁谊之流（流布），非独伤肌肤之效（不是刑罚的效果）也。至秦则不然，师（学习）申（申不害）、商（商鞅）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儒家王道）之道，以贪狼为俗（风气），诛（追逐）名而不察（追求）实，为善者不必免（不一定免罪）而犯恶者未必刑（不一定受罚）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玩虚的，说好的）而不顾实，外（表面）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背叛）之心，造伪饰（掩饰）诈，趋利无耻（没有羞耻心），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风气如此）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没给百姓恩德），殆（大概）王心未加（没留意）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尊重所听到的），则高明矣；行（实施）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诚心）于内而致行（厉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表面：贬法扬儒，贬秦扬周，言辞虽多，空疏无物，滥调而已。 夫不素（平时）养士（培养士人）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不雕琢玉石却想得到玉器）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虖（音：乎，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关键）也，教化之本原（源头）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没有应答合格的）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说明先贤王道经常断绝）。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多次）考问（考试）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

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表率），所使承流而宣化（上承仁德下宣教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皇帝的恩泽不能流布）。今吏既亡（无）教训于下，或不承用王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与奸人为伍），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合）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怨气）充塞，群生寡遂（百姓不能顺心），黎民未济（得不到接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半民：这段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古代中国朝廷一向重视，但教育的内容单一而死板，以至于出发点虽好，也求得了一些治世能臣，但是，效果并不好，要么是百无一用的书呆子，要么是奸诈狡猾的贪官污吏。得到教育并不能使他们不“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王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

显然，我们这个有着悠久重教传统的国度要好好地想后起的德国和日本学习。尤其是刚刚同意时的德国（普鲁士）的办教育的投入和认真，太子的宫殿，太后王冠的珍珠都能够投入教育之中，第二，他们对教育自由的保护和教育态度的“非功利性”，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显然，董仲舒的强调还是没有超出此前的范围，而更可悲的是，这种“强调”两千年来却一直没有超出董仲舒的“认识”。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音：资，.同“赀”），未必贤也。

半民：选官吏多出于“恩荫”，两千石出于公侯，地方下级官吏出于两千石，“黄鼠狼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还有为数不少的捐输为官，这些非富即贵的子弟，和“贤”有多少沾边？！

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政绩优劣）为差（区分），非谓积日累久也（不是靠年资累积）；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没能力干得再长也不能升职），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有本事可以迅速提拔），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这样的升迁标准可以激励努力做事）。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做官越久，财富越多，升迁越快），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没有廉耻，混淆贤愚），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地方太守每年推荐两位人才入

朝供职并加考察），且以观大臣之能（既可以考察被推荐人，也考察推荐人）；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以才德授予官职），则廉耻殊路（区分廉耻贤愚），贤不肖异处矣！

半民：这段谈及的铨选考察的重要性、现实的弊端和纠正的方法。杜绝靠年资作为升迁标准，目的是结束现实的那种“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的官场局面。应该说这在中国至今都是难以克服的“痼疾顽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