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资(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评论）

人力资本投资（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中文翻译版

尽管人们获得有用的技能和知识很明显，但不明显的是，这些技能和知识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这种资本是在有意投资的大部分产品,它在西方社会以比传统(非人类的)资本更快的速度生长,其增长很可能是经济体系的最显著特征。人们普遍注意到，与土地、工时和有形可再生资本的增长相比，国民产出的增长很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能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我们所说的消费大部分构成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为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在教育、卫生和国内移徙方面的直接支出就是明显的例子。上学的成熟学生和接受在职培训的工人所放弃的收入也是同样明显的例子。然而，这些并没有进入我们的国民账户。利用闲暇时间来提高技能和知识的做法很普遍，也没有被记录下来。通过这些和类似的方式，人的努力的质量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也可以提高。我认为，这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每个工人实际收入发生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的主要原因。

首先，我要说明经济学家不愿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明确分析的原因，然后，我要说明人力资本投资能够解释许多有关经济增长的谜团。然而，我将主要集中于人力资本的范围和实质及其形成。最后，我将考虑一些社会和影响。

I.回避对人的投资

经济学家早就知道，人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劳动对产出的贡献来衡量，人类的生产能力现在比所有其他形式的财富加起来都要大得多。经济学家没有强调的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投资于自己，而且这些投资是非常大的。尽管经济学家很少会怯于进行抽象分析，而且常常以不切实际为傲，但他们在把握这种投资形式方面却没有勇气。每当他们靠近的时候，他们都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就好像他们正步入深水。毫无疑问，我们有理由保持警惕。根深蒂固的道德和哲学问题一直存在。自由的人首先是经济努力服务的目标；他们不是财产或市场资产。尤其重要的是，在边际生产率分析中，把劳动力看作是完全不受资本约束的独特的先天能力，实在是太方便了。

仅仅是对人类进行投资的想法就冒犯了我们中的一些人。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阻止我们将人类视为资本货物，除了在奴隶制中，而且这是我们所憎恶的。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摆脱社会契约服务的束缚，努力发展政治和法律制度，以使人们摆脱束缚。这些都是我们高度赞扬的成就。因此，将人类视为可以通过投资增加的财富，与我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背道而驰。这似乎又把人降低到一个纯粹的物质成分，一种类似于财产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看作一个资本物品（生产资料），即使这并不损害他的自由，也会使他显得低人一等。穆勒曾经坚持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应该被视为财富，因为财富只是为了人民而存在的。但穆勒肯定错了;在人类财富的概念中没有任何东西与他的观点相反，他认为财富只是为了人们的利益而存在的。通过投资自己，人们可以扩大可供选择的范围。这是自由人增进福利的一种方式。

在少数视人为资本的人中，有三个著名的名字。哲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胆地将一个国家所有居民的所有获得的和有用的能力都纳入了资本的一部分。h·冯·图宁(H. von Thunen)也这么认为，他接着辩称，将资本概念应用于人类，并没有降低或损害其自由和

尊严，相反，未能应用这一概念在战争中尤其有害;在这里…在一场战斗中，一个人会不假思索地牺牲一百个处在壮年时期的人，只为了保全一支。”原因是，“……购买一门大炮需要公共资金的投入，而人却只需要一项征兵令就可以白白地得到”。欧文•费雪还清晰而中肯地提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资本概念。然而，主流思想认为，将资本的概念应用于人，既不恰当，也不实际。马歇尔（Marshall）的威望远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观点被接受，他认为，虽然从抽象和数学的角度来看，人无可争议地是资本，但在实际分析中把人当作资本是与市场脱节的。因此，对人的投资很少被纳入正式的经济学核心，尽管包括马歇尔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看到了它在某一点或另一点上的相关性。

未能将人力资源明确地视为一种资本，一种产品的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投资产品，这促使人们保留了传统的劳动观念，即劳动者几乎不需要知识和技能就能从事手工工作。 根据这个概念，劳动者享有的能力基本相同。这种劳动的概念在古典时期是错误的，现在显然也是错误的。计算能够并且想要工作的个人并将这种计数视为经济因素数量的度量方法，这并不比计算各种形式的机器的数量以决定其经济重要性是作为一种资本库存还是作为源源不断的生产性服务更有意义。劳动者之所以成为资本家，并非像民间传说那样是因为公司股票所有权的传播，而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这种知识和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的产物，而且加上其他的人力投资后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技术先进国家的生产优势。在研究经济增长时忽略它们，就像试图在没有马克思的情况下解释苏联的意识形态。

II.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

一旦将人力投资考虑在内，我们动态的、不断增长的经济中存在的许多悖论和困惑就可以得到解决。让我概述一些虽小但并非微不足道的东西。

当农民从事非农业工作时，他们的收入远远低于同种族、年龄和性别的产业工人。同样，即使考虑到失业、年龄、城市、面积和地区等因素的影响，非白种城市男性的收入也远低于白种男性。由于收入上的这些差异与教育程度上的相应差异密切相关，它们强烈表明，前者是后者的结果。经营农场的黑人，无论是佃户还是农场主，都比同类农场的白人挣得少得多。幸运的是，农作物和牲畜不会受到歧视的影响，收入上的巨大差异似乎主要反映了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差异。南部工人的平均收入明显低于北部或西部，而且他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也较低。与其他工人相比，大多数迁移的农场工人挣得很少。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没有受过教育，健康状况不佳，没有技能，几乎没有能力做有用的工作。强调人力投资额的差异可以解释这些收入差异似乎是基本的。在最近的年份中，观察表明年轻工人具有竞争优势。例如，据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比失业的年长工人在获得满意的工作方面更有优势。这些年轻人中大多数受过12年的教育，而大多数年纪较大的工人不超过6年。因此，观察到的这些年轻工人的优势可能不是来自社会保障或退休计划的僵化，也不是来自雇主的社会学偏好，而是来自与一种人力投资形式(即教育)相关的生产力的真正差异。还有另一个例子，收入与年龄的关系曲线在有技能的人身上比在无技能的人身上更加陡峭。投资在职培训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将在后面说明。

经济增长需要大量工人进行内部迁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机会。年轻的男性和女性比年长的工人更容易搬家。当然，当人们认识到这种移民的成本是一种形式的人力投资时，这在经济上是有意义的。年轻人比年长的工人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实现这样的投资。因此，只要工资差距小，他们就能从经济上受益于移民，或者换句话说，年轻人在移民方面的投资可以预期比老年人获得更高的回报。这种差异可以解释选择性迁移，而无需诉诸于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社会差异。

到目前为止给出的例子是对人类的投资，这些投资在长期内产生回报。在教育、培训和年轻人移民方面的投资也是如此。并不是对人类的所有投资都是这样的;有些更接近于当

前的投入，例如在一些国家的粮食和住房支出，那里的工作主要是使用野蛮的人力，需要精力和耐力，而食物的摄入量远远不够做一整天的工作。在“饥饿的”大草原和亚洲众多的山谷里，数以百万计的成年男人的饮食极其贫乏，以至于他们只能做几个小时的艰苦工作。称他们为未充分就业似乎并不恰当。在这种情况下，像一些印度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将食品部分视为消费产品，部分视为当前的‘生产者产品’，当然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要忘记，西方经济学家在工业化的最初几十年，甚至在马歇尔和庇古的时代，经常把工人的额外食物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联系起来。

现在让我把话题转到与经济增长之谜密切相关的三个令人困惑的主要问题上。首先，考虑资本收入比率的长期行为。我们被教导，一个国家积累了相对于它的土地和劳动力更多的可再生资本，将在更大的“深度”使用这些资本，因为它日益丰富和廉价。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相反，目前可得到的估计数表明，随着经济增长，相对于收入而言，这种资本的使用趋向于减少。我们是否可以推断，资本与收入的比率对于解释贫穷或富裕都毫无意义?或者说，提高这一比率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这些问题提出了与（持有财富的动机和偏好）以及（特定投资的动机和因此而积累的资本存量）有关的基本问题。就我的目的而言，所有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资本收入比率的估算只涉及全部资本的一部分。最不幸的是，他们特别排除了任何人力资本。然而，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肯定大大高于可再生(非人力)资本。因此，我们不能从这些估计中推断出，相对于收入，所有资本的存量一直在减少。相反，如果我们接受一个不令人难以置信的假设，即人们的动机和偏好，向他们开放的技术机会以及在特定时期内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不确定性正在导致人们将所有资本与收入之间保持大致恒定的比率 ，估计资本收入比率的下降只是一个信号，表明人力资本不仅相对于传统资本而且相对于收入都在相对增加。大量估计显示国民收入的增长快于国民资源的增长，这引发了第二个并非无关的难题。美国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远高于用于生产收入的土地、工时和可再生资本存量的总和。此外，近几十年来，随着一个商业周期的到来，这两种比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把这种差异称为“资源生产率”的度量，给我们

的无知起了个名字，但并不能消除它。如果我们接受这些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资源和国家收入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松散和脆弱。除非这种差异能够得到解决，否则目前用于衡量投入和产出的公认的生产理论只是一个玩具，而不是研究经济增长的工具。

如果我们完全忽视（物价或人口指数）和加总问题，这些问题困扰着对总产出和总投入等全球综合数据的所有估计，那么可能会有两组力量来解释这种差异。一个是规模报酬；第二，投入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这种改善已经发生了但是在投入估计中被忽略了。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一直在经历规模收益的增加，而在某些时候却被其他方面的减少所抵消。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确定和衡量净收益，结果可能是巨大的。没有得到充分考虑的投入质量的改善，无疑部分来自于物质(非人力)资本。然而，我自己的看法是，这种缺陷和规模经济的缺失，都是造成投入和产出增长率与被忽略的人类能力的提高之间差距的次要原因。

一小步就能把我们从现有估计引起的这两个谜题带到问题的核心，即本质上无法解释的工人实际收入的大幅增长。这可以是一笔意外之财吗?或者是等待劳动力供给调整的准租金?或者，反映固定的劳动力数量纯租金?似乎更合理的说法是，它代表了对人类所做投资的回报。观察到的单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仅仅是单位劳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的结果，尽管实际上，由于每个工人的人力资本稳定增长，该单位劳动一直在增加。正如我看到的我们的记录，由于人力投资，人力资本部分已经变得非常大。

同样的基本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可以得到同样的解决，那就是在战争期间遭受厂房和设备严重破坏的国家在战后迅速恢复。轰炸造成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工厂被夷为平地，铁路场院、桥梁和港口被毁，城市被毁。建筑、设备和存货都是成堆的瓦砾，虽然看不出来，但数量巨大，这是战时没有被摧毁工厂的损耗造成的。经济学家们被召集来评估这些战时损失对恢复的影响。回想起来，很明显，他们高估了这些损失的预期阻滞作用。经过

一番努力，我有一个特殊的理由回顾过去，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战后不久就作出的判断远远超出了预期。现在很清楚的解释是，在进行这些评估时，我们总体上过于重视非人力资本。我相信，我们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关于总体资本的概念，因此我们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以及它在现代经济生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让我以对贫穷国家的评论结束这一节，对贫穷国家实际上几乎没有可靠的估计。我对那些反复表达的关于这些国家吸收额外资本的低利率的判断印象深刻，尤其是那些有责任向贫穷国家提供资本的人说的。据说，外部的新资本只有“慢慢地、逐步地”增加，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但这种经验与人们的普遍印象不同，人们普遍认为，一些国家之所以贫穷，根本原因是它们渴求资本，而额外的资本才是它们实现更快经济增长的真正关键。我认为，这种调和再次出现在对特定形式的资本的强调上。这些国家从外部获得的新资本通常用于结构、设备的形成，有时也用于存货。但它通常不能用于对人类的额外投资。因此，人的能力不能跟上物质资本的步伐，它们确实成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只增加特定非人力资源的资本吸收率必然较低，也就不足为奇了。将知识和技能作为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关键投资变量的最优投资率的霍尔特公式既相关又重要。

III.这些投资的范围和实质

什么是人力投资?它们能与消费区分开来吗?识别和测量它们是否可行?他们对收入有什么贡献?诚然，与砖块和灰泥相比，这些账户似乎没有固定的结构，与公司的投资账户相比，它们也难以理解，但它们肯定不是一个碎片;它们就像潘多拉盒子里的东西，充满了困难和希望。

人力资源显然有定量和定性两个维度。人的数量，从事有用工作的比例，以及工作的时间本质上是数量特征。为了使我的任务能够可控，我将忽略这些，而只考虑诸如技能、

知识和类似的质量组成部分，这些因素会影响人们从事生产性工作的特定能力。只要提高这些能力的支出也增加了人类努力(劳动)的价值生产率，它们将产生一个正的回报率。

我们如何估计人力投资的规模?与实物资本货物相关的做法是根据生产该资本货物的支出来估计资本形成的规模。这种做法也足以形成人力资本。然而，对于人力资本来说，还有一个对实物资本货物来说不那么紧迫的问题:如何区分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这种区别在概念上和实践上都有困难。我们可以把支出分为三类:满足消费者偏好的支出，而不以任何方式增强所讨论的功能——这些代表纯粹的消费；提高能力而不满足任何潜在消费偏好的支出——它们代表纯粹的投资；以及同时具有两种效果的支出。最相关的活动显然属于第三类，一部分是消费，一部分是投资，这就是为什么确定每个组成部分的任务如此艰巨，以及为什么用支出来衡量资本形成对人力投资的作用不如对实物投资的作用。原则上，还有另一种估算人力投资的方法，即按产出而不是按成本。而人力投资所产生的任何能力成为人力代理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出售;尽管它通过影响人类代理人的工资和薪水来“与市场接触”。收益增加的结果就是投资的收益。

尽管在这个阶段很难准确衡量我们对人类投资的理解，但通过研究一些提高人类能力的更重要的活动，可以获得许多见解。我将集中讨论五个主要类别:(1)卫生设施和服务，大体上包括影响预期寿命、体力和耐力以及人们的生机与活力的所有支出;(2)在职培训，包括企业组织的旧式学徒制;(三)正式举办的初等、中等、高等教育;(4)非公司组织的成人研究项目，包括主要在农业领域的推广项目;(5)个人和家庭迁移，以适应工作机会的变化。除了教育之外，人们对这些与此相关的活动知之甚少。尽管在农业领域，一些州的推广服务在传授新知识和培养农民技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将不对成人的OD学习项目发表评论。我也不愿进一步阐述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国内移徙问题。

健康活动对数量和质量都有影响。经济学家所从事的关于健康改善的影响的推测，主

要与人口增长有关，也就是说与数量有关。但健康措施肯定也提高了人力资源的质量。所以额外的食物和更好的住所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不发达国家。

随着人们越来越富裕，粮食作用的变化阐明了已经提到的一个概念问题。我曾指出，在一些贫穷国家，多余的食物具有“生产者产品”的属性。然而，随着食品消费的增加，食品的这一特性会减弱，到了某个临界点，食品的进一步增长就会变成纯粹的消费。衣服、住房和食物的增加成为纯粹的消费。衣服、住房和医疗服务可能是相似的。

我对在职培训的评论将包括对此类培训数量的推测，对学徒期的减少的注释，以及关于谁承担此类培训成本的有用的经济学定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对现代工业中的在职培训知之甚少。可以说，教育的扩张并没有消除它。但是，有些原来由公司承担的培训已经停止，而开始实行其他的培训计划，以适应工人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对新技术要求的变化。每年投入在这类培训上的金额只能是一个猜测。h。f。克拉克认为它接近于花费在正规教育上的金额。即使规模只有原来的一半，也相当于目前每年约150亿美元的总投资。在其他地方，它也被认为是重要的。例如，一些观察人士对苏联工厂中正在进行的此类培训的数量印象深刻。与此同时，学徒制几乎消失了，部分原因是它现在效率低下，部分原因是学校现在发挥了它的许多功能。毫无疑问，执行学徒协议的困难加速了它的消失。从法律上讲，他们有点契约服务的味道。潜在的经济因素和行为已经足够清楚了。学徒准备在他的生产力低于他的生存和训练成本的初始阶段服役。然而，除非受到法律的约束，否则以后当他的生产力开始超过生存和培训的成本时，他就会去找其他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大师希望能从他早先的花费中获得回报。

为了研究工作培训，Gary Becker[1]提出了这样一个定理:在竞争市场中，员工支付培训的所有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不由企业承担。贝克尔指出了几个含义。一家公司在培训上的支出会为其他公司带来外部经济的观点与这一理论并不一致。该定理还指出了一种倾

向于从在职培训到上学的力量。由于在职培训在开始时降低了工人的净收入，后来又提高了他们的净收入，这个定理也解释了之前提到的熟练工人比非熟练工人“收入与年龄关系曲线的斜率更陡”。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个阶段是为在职培训中进行有意义的经济研究准备的。

幸运的是，我们在教育方面取得了更坚实的基础。对教育的投资在快速增长，它本身很可能占了原本无法解释的收入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我只想总结一下有关教育总成本的一些初步结果，包括学生放弃的收入，这些成本与消费者收入和替代投资的明显关系，劳动力中教育存量的增加， 教育的回报，以及教育储备的增加可能对收入和国民收入做出的贡献。

教育的常规成本不难估算，包括教师、图书管理员、管理人员的服务成本、维持和运营教育工厂的成本以及体现在教育工厂中的资本利息。要估计总成本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学生放弃的收入，则困难得多。然而，这一组成部分应该包括在内，它绝不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在美国，高等教育超过一半的成本是由学生放弃的收入构成的。早在1900年，这种被放弃的收入就占到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总成本的四分之一左右。到1956年，它占了全部成本的五分之二。放弃的收入重要性的增加是教育实际总成本显著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当时的价格衡量，教育实际总成本从1900年的4亿美元增加到1956年的287亿美元。教育成本的增幅大约是消费收入的3.5倍，这意味着，如果把教育视为纯粹的消费，那么教育需求的收入弹性就很高。”教育成本的增长速度，大约是以美元计价的物质资本总形成速度的3.5倍。如果我们将教育视为纯粹的投资，这个结果将表明，教育的回报比非人力资本的回报更具吸引力。

许多学校是由那些在大多数经济分析中不被当作挣钱的人获得的，当然，特别是妇女。因此，为了分析受教育程度的增长对收入的影响，有必要区分受教育程度在人口中的存量

和劳动力中的数量。由于在校学生上学天数的显著增加，以及工人的教育由高中和高等教育组成的比例比以前大得多，因此，作为一种衡量标准，完成的学校教育年数远远不能令人满意。我的初步估计表明，劳动力中的教育存量在1900年至1956年间增长了大约8.5倍，而可再生资本存量增长了4.5倍，两者都是以1956年的价格计算的。当然，这些估计有许多条件。尽管如此，这种形式的人力资本的规模和增长率足以成为解开经济增长之谜的重要钥匙。

正在进行的令人兴奋的工作是回归教育。尽管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如潮水般涌入，但这种回归并非无足轻重。即使是估计的下限也表明，对这种教育的回归与对非人力资本的回归是相近的。当他们把所有公共和私人在教育上的支出以及上学期间失去的收入都视为成本时，当他们把所有这些成本都视为投资，没有分配给消费时，大多数这些估算所显示的就是这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成本中有一部分是消费，因为教育创造了一种消费资本的形式，这种消费资本的特点是在学生的余生中提高他们的品味和消费质量。如果有人把教育总成本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消费，比如一半，当然，这将使观察到的回报率翻倍，变成教育中提高人类生产力的投资部分。

幸运的是，当我们转向教育对收入和国民收入的贡献时，就不会出现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分配劳动力中的教育成本的问题，因为分配的变化只会改变回报率 ，而不是总收益。我在一开始就指出，近几十年来，美国国民收入无法解释的增长尤其巨大。根据一组假设，无法解释的部分几乎占1929年至1956年间全部增长的五分之三。这种无法解释的收入增长中有多少代表了劳动力的教育回报？ 下限表明大约占十分之三，而上限并不排除其中一半以上来自这一来源。18这些估计还表明，在迄今无法解释的劳动力收入增长中，有36%至70%可以用工人接受额外教育的回报来解释。

IV.的结束语

一个人在讨论社会影响和时是在自担风险。传统的防护措施是伪装自己的价值观，披上学术清白的外衣。让我不受保护地前进！

1.我们的税法处处歧视人力资本。虽然这些资本的存量已经变得很大，而且人力资本很明显就像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资本一样，会贬值、变得过时，并且需要维护，但我们的税法对这些事情几乎是视而不见的。

2.当人力资本闲置时，它会恶化，因为失业会损害工人已经掌握的技能。收入的损失可以通过适当的支付加以缓冲，但这并不能阻止懒惰对人力资本造成损害。

3.自由选择职业有许多障碍。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依然普遍存在。专业协会和机构也阻碍进入;例如，进入医学领域。这种有目的的干预使这种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大大低于其最佳水平。

4.强调资本市场在为对人的投资提供资金方面比为对实物的投资提供资金方面有更大的缺陷，这的确是基本的。通过税收和银行法的改革，以及银行业务的改变，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减少这些不完善之处。向学生提供的长期私人和公共贷款是有保障的。

5.我国经济发展的动态所必需的国内迁移，特别是农民向工业的迁移，需要大量投资。一般来说，丈夫和妻子都已年过三十的家庭无力进行这些投资，因为他们剩余的回报期太短了。然而社会将受益如果更多的人会把股份和移动,因为除了目前生产力的提高, 当这些家庭的孩子准备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他们将更容易找到工作。在公共账户上进行这些投资的理由绝不是薄弱的。这些年来，我们的农业项目由于没有认真考虑农业移民带来的成本和回报而惨遭失败。

6.特定人群的低收入长期以来一直是公众关注的问题。过于频繁地只关注效果，而忽略了原因。许多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国民、土著移徙农场工人、贫穷的农场工人和我国一些老年工人的低收入，很大一部分反映了没有对他们的保健和教育进行投资。过去的错误当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为了下一代，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7.除了这些抑郁的人群，对人类的投资是否存在严重不足?对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手头的证据是不完整的。答案也不会轻易获得。毫无疑问，在某些技能上存在过度投资，例如，太多的机车消防员和工程师，太多的农民，以及太多的农业经济学家!我们的学校也不是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有些学生缺乏必要的才能。然而，相对于对非人力资本的投资，对知识和技能的投资不足似乎是一个规则，而不是例外，原因有很多。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的强烈和日益增长的需求是最近的起源，需要时间来回应它们。在回应这些需求时，我们严重依赖文化和政治进程，而与为非人力资本的形成服务的市场行为相比，这些进程是缓慢和滞后的。在资本市场为人力投资服务的地方，它比为物质资本融资更容易出现缺陷。我已经强调了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税法歧视非人力资本。此外，许多人在投资自己时，尤其是通过高等教育投资自己时，在评估自己的天赋时也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公共决策还是私人行为，要理清并正确评估消费和投资的组成部分也不容易。当所有此类教育成本（包括学生所放弃的收入）全部分配到投资归属中时，高中和高等教育的回报就和传统资本形式的回报一样大，因为肯定有很多教育是文化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消费。考虑到这些情况，对人的投资应该是大量不足，这是不足为奇的，尽管我们对教育和对促进这种投资的其他活动所给予的支持感到自豪，而且这种自豪是适当的。

8.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是否应由投资对象个人获得?这个问题中隐含的问题深入人心，在资源配置和福利方面都充满了困惑。由公共投资形成的物质资本通常不会作为礼物转移给特定的个人。如果将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放在同样的基础上，将大大简化配置过程。那么，区别对待人力资本公共投资的逻辑基础是什么呢?大概是关于福利的想法。

我们社会的一个强有力的福利目标是减少个人收入在个人和家庭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我们的社会严重依赖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鉴于从这些来源获得的公共收入，对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特别是进入普通教育，很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套有效和高效率的支出。但是，让我强调，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少得可怜。

9.我最后的意见是援助不发达国家，帮助他们实现经济增长。在这方面，对人的投资甚至比在国内事务上更容易被低估和忽视。这是许多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发言人所处的知识氛围所固有的。我们出口的增长理论作出了贡献。这些机构通常将非人力资本的形成作为重要角色，并将人力资源的过剩作为一个明显的事实。钢厂是工业化的真正象征。毕竟，英国早期的工业化并不依赖于对劳动力的投资。正在授权新的基金和机构向这些国家转移用于实物商品的资金。世界银行和我国进出口银行已经有了很多经验。此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为更多私人(非人力)资本在海外投资铺平道路。这种单方面的努力正在进行，尽管在这些不发达国家中，我们能够提供给它们的最宝贵的资源是非常缺乏掌握和有效使用高级生产技术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一些增长当然可以从更传统的资本增长中获得，尽管可用的劳动力缺乏技能和知识。但增长速度将受到严重。如果不对人类进行大量投资，就不可能获得现代农业的成果和现代工业的丰富。

的确，我们经济体系最显著的特征是人力资本的增长。没有它，除了那些有财产收入的人之外，就只有艰苦的体力劳动和贫困。在福克纳的小说《尘埃中的闯入者》中，有一个清晨的场景，一个贫穷的、孤独的耕耘者在田间劳作。让我来解释一下这句话，“一个没有技能和知识的人会极端地倾向于不顾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