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现代爱情诗的得失刍议

中国早期现代爱情诗的得失刍议

作者：李庆华

来源：《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07期

摘要：中国现代爱情诗是伴随着新文动的发展而逐渐成长起来的，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早期白话诗的先天不足。伴随着新诗的发展，爱情诗作为新诗先锋总是在不断的探索与发现中完成自我进化升级。在这一艰难的探索中，爱情诗逐步走出了它的幼稚期。重新认识早期现代爱情诗的得失并探求其缘由，对于认识新诗发展乃至整个现代文学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现代爱情诗 胡适 郭沫若 湖畔诗人 局限

作者简介:李庆华，男，民族：汉，山东曲阜人 研究方向：中国新诗，当代文学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09）-07-0006-02

诗歌作为文学的重镇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普遍的事实。西方的史诗传统，中国的《诗经》、《楚辞》传统，都是诗歌留给文学的一笔不朽的财富。在诗歌领域，爱情诗是其中绕不开的一个类型。中国现代爱情诗是伴随着新文动的发展而逐渐成长起来的，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早期白话诗的先天不足。伴随着新诗的发展，爱情诗作为新诗先锋总是在不断的探索与发现中完成自我进化升级。在这一艰难的探索中，爱情诗逐步走出了它的幼稚期。重新认识早期现代爱情诗的局限并探求其缘由，对于认识新诗发展乃至整个现代文学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1917年2月，胡适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六号的《白话诗八首》中第六首《他》，一般认为是现代爱情诗最早的创作之一。“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倘有人爱他，你如何对他。”这首诗反映了时期的诗歌理念即诗体的大，体现了白话入诗的最初尝试，很符合他对新诗“明白自然”和“具体的做法”的要求。诗歌永远是诗人精神的流照，这时的胡适，虽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却依然坚持着中国“发乎情止乎礼”的古训。他与妻子的结合是传统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典型，所以爱情在诗人心中的缺失也导致了在诗歌中苍白的表现。不过，他在1923年杭州烟霞洞疗养时所作的《秘魔崖月夜》则显示了他爱情诗的较高水准。诗中含蓄地道出了一段隐情，语言已经摆脱了前期的明白如话，开始显露出爱情诗特有的含蓄和深情。胡诗开启了中国现代爱情诗的先河，这首《秘魔崖月夜》也初步显示了现代爱情诗的某些基本特征。文字的含蓄蕴藉，古典美学的原则，才子佳人的情结和月夜思人的独特意境等方面，继承了古代爱情诗的传统，在诗歌语言上的突破也显示了现代爱情诗雏形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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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爱情上经历丰富，这使得他的爱情诗的创作一开始就显示出了某种超过时代的成熟。他与日本少女安娜的相识和结合是他产生创作冲动的一个诱因。他也曾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回忆道：“因为在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虽然郭沫若在新文动中他又以诗的“自我表现”、直觉和灵感、明确的无功利性和形式自由的主张以及开一代诗风的创作成为早期白话诗创作的一个高峰，但是他毕竟不是一个可以专心于爱情诗创作的人。到他的《炉中煤》的写作，虽然还有“年轻的女郎”的称谓，可是已经像李商隐的大部分《无题》诗一样别有所指，不再是爱情诗的范畴，而进入爱国思想的表现了。

细读诗史，我们不难发现：胡诗只是现代爱情诗的初步尝试，郭诗也只是一时短暂的表白，而其后被成为“湖畔诗人”的创作则是爱情诗史上最持久最集中的了。湖畔诗人主要有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和应修人等四人。前三人是浙江第一师范学生，应修人则已在上海的银行供职。1924年4月这四个年轻人组成湖畔诗社，他们的合集《湖畔》（1922）、《春的歌集》（1923）以及汪静之的《蕙的风》（1922）相继出版。他们的小诗往往带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而被人称作“湖畔体”，内容多是吟咏自然告白情怀，其中的爱情诗在当时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有些人以暴露为由否定湖畔诗人，鲁迅则站出来极力支持。湖畔诗人把年轻人青春的浪漫幻想和恋爱中的心理感受在诗歌中极力表现，处处都有一种清新的感受，与之前的诗歌创作显示出很大的特异性，这也给当时文坛带来很大的冲击。因此也就带来了此前提及的论争。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没有。”因此，作为新诗史上“真正专心致志作情诗”的湖畔诗人是值得关注的一群。

汪静之是四人中写诗较早，爱情诗创作较多的一个，最能代表湖畔的天真烂漫。如《谢绝》：“伊的情丝和我的，|织成快乐的幕了；、|它当遮拦，|谢绝人间的苦恼。”不过汪静之爱情诗的烂漫往往会陷在一种简单明了的幻想里，缺乏深度幽情，这既是他的优点同时也成了他的缺陷。倒是冯雪峰的《山里的小诗》在爱情诗的含蓄和象征方面达到了某种融合——“鸟儿出山去的时候，|我以一片花瓣放在它的嘴里，|告诉那住在谷口的女郎，|说山里的花已经开了。”这首诗虽然已经脱离了汪静之的热情简单达到了一种含蓄的境地，但是这含蓄依然是缺乏深度的，还是带着少年的单纯和幼稚。

纵观整个白话诗的发展，考察现代爱情诗的创作，不难发现现代爱情诗开创了中国诗歌的全新的表现领域的同时，也带着无法剔除的幼稚病。胡适的爱情诗还带着裹脚时代的腥气，始终摆脱不了古典诗词的局限，止步于现代爱情诗的尝试。郭沫若的爱情诗只是偶然的爆发，虽然带来了他诗歌生涯的勃发，但在爱情诗创作的努力上似乎也只是一个起步，而这一起步却局限于对女子的思慕表白上，但内容和形式的翻新使他足以划开一个诗的时代。即使最致力于情诗创作的“湖畔诗人”也只是徘徊在爱情的门外，多清浅的告白。他们都更多的承袭了中国古代诗人在爱情中消遣人生的传统，爱情诗的创作也就陷入了一种无法摆脱的泥淖——轻佻，即流于思慕和情欲的表现，轻巧而缺乏爱情的内容。但他们的态度却无一例外都是认真的。不过，在诗歌情趣、意境，尤其是语言音律的锻造上却显示出了新诗破旧未能立新的局限。早期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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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从这一点来说，还是较为幼稚，即他们在诗歌语言、诗的意象、情趣等诸方面都还没有达到真正爱情诗的境界。

不过，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诗歌本身发展所不能避免的尴尬。首先，中国文化传统和诗歌传统影响根深蒂固。西诗以爱情为中心，侧重于个人主义的表达，又有几分哲学与宗教的情操，所以爱情诗往往是最有艺术表现力和最具诗性的一支。而古诗几千年来则将友情君臣之意高于爱情，本着兼善主义的路子，爱情往往只是人生的消遣而已，所以爱情诗在古诗的地位一直不高，甚至可以说真正的爱情诗在古诗中很少见到。加之诗人一开始学习西方的技巧和理念就不够纯粹，对旧传统也未达到去粗取精的地步，造成了现代爱情诗一开始就陷入了轻佻、简单，缺乏爱情诗感人至深的韵味，落进了你侬我侬的勾栏。爱情诗只成为了诗人对意中人的告白，或是委婉曲折的低诉，或是大胆热烈的狂想。虽然“湖畔诗人”的努力让人们看到爱情诗的曙光，但是诗坛依旧陷入了这样怪圈里，即爱情诗中“爱情”因素的缺席。

其次是爱情、爱情诗本身的复杂和早期诗论的偏狭。人是有感情的，而人的情感天然就需要表现。这些需要表现的情感中，爱情往往是最为迫切的而且也是最为复杂和多变的。诗歌无疑是爱情表现的最佳方式之一，心理、情感的内在节奏通过语言节奏得到自然的表现，这就是爱情诗之所以感人的深层因素。朱光潜《诗论》中指出四声（平仄）对中国诗的节奏影响甚微，节奏大半是靠“顿”，即顿的抑扬顿挫显出节奏。早期诗人显然没有重视这一点。胡适“作诗如作文”金科玉律使新诗走进白话同时也面临走出了诗的危险。郭沫若的“主情主义”和“自由”的提倡，为新诗开创了一个时代的同时，又使新诗走进感情淹没诗的境地，自由到毫无规则的境地。这也为后来作为爱情诗创作的又一支劲旅的新月诗派，提供了一个理论批判的起点。

第三，时代。前后新诗刚刚起步，诗人更关注新诗的白话和语言的转化，而在诗歌题材和形式的创造方面着力相对较少。时代把知识分子置于民族觉醒和反封建大潮中，对爱情诗的探索自然难以获得普遍的关注和支持。在西方文化文学理论第一次涌进中国的时代，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诗人们来不及筛选，顾此失彼。早期白话诗人太立足于“破”，在建设方面建树相对薄弱。西化不足而借古又往往不屑，陷入了一个断层。但我们绝不可因此而抹煞早期白话诗人的创造开创之功。

早期现代爱情诗的局限只是早期白话诗的先天不足的一个侧面。我们更应该注目是它开启了现代爱情诗的序幕，并使得爱情诗在新诗中慢慢占据了一席之地，而逐渐摆脱了中国诗歌中某些题材的真空。当然，对于其局限的重新认识也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爱情诗如此，现代文学亦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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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晓风：《新诗的历程——现代新诗文体流变（1919——1949）》，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1月。

[2]雷达、李建军 （主编）：《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

[3]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4]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 [5]阿英:《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