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文人画的审美价值

浅议中国文人画的审美价值

作者：王仲彦

来源：《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07期

摘要：中国民族绘画是我国艺术发展的瑰宝，而中国文人画在民族绘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文人画是我们民族艺术的宝贵财富，是中国悠久文化历史发展中的优秀人才的智慧结晶，是中华五千年文化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国文人画的价值，不但体现在对中国民族艺术的发展做出的贡献，还具有很高审美价值，尤其是文人画中大量运用的水墨手法，寓情于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书法与绘画的完美结合，极大丰富了人们欣赏文人画的视觉感，陶冶了人们的艺术情操。

关键词：文人画 民族绘画 表现性 写意

作者简介：王仲彦 籍贯：陕西 汉族 生于1969年10月 毕业于西安美院国画系，现任教于陕西省艺术学校

【中图分类号】J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09）-07-0092-01

文人画的发展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国文人画是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文学、诗歌书法、宗教等多种文化形态所滋养的一种特殊艺术，是中国大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审美形式。文人们所具有的一种综合文化素养，大大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表现力，是文人画在表情达意上更突出更丰富。诗书画印的精妙结合，是文人画上升到精神层面，他们所创造的审美价值观如下：

一、移志于画，画的“诗”化

文人画作为中国民族绘画，不仅具有诗的表现性.抒情性，而且使“画”本身也诗化了。苏东坡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作为中国文人画的始祖，他的画寄托了当时所有文人的梦想和追求，诗人的气质和才华又使他的诗充满画意，而且他的画也完全是诗了。

王维确立了文人画的诗意表现.抒情 .写意之后，宋代苏东坡.郭若虚.米有仁，元代的倪云林，明代许谓，清代石涛.八大都把画于诗看做一回事。苏东坡枯木图是“写胸中盘郁”；米有仁说：“子云以字为心画。非穷理者，其语不能至事。是画之为说，亦心画也。”这里“心画”两字，实际上石画家审美的主观性，即诗的表现性.抒情性.写意性。故，清代学者沈宗骞干脆说“画与诗，皆士人陶写性情之事，故凡可以入诗者，均可入画。”近代文人画家.理论家陈师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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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把诗的重精神，重个性，陶写性灵都纳入到文人画的范畴。“陶写性灵”就是书写自己的情感，抒发个性，这个美学名词是明代中叶公安派文学家袁氏兄弟提出并确立的。陈师曾将这一“诗化论”纳入到绘画的范畴，具有真知灼见，从根本上确立了诗作为文人画追求的本体地位，确立了文人画以诗为魂的美学特征。

二、以“写”为法，画的“书法”化

现代艺术家潘天寿说：“书中有画，画中有诗”进一步阐明了书法与绘画.绘画与诗意的联系。中国文人画不是描，也不是画，而是“写”——写意性，书写自己的主观情感，宣泄自己的不同情怀。至于书画同源，在古代画论中早就提及了，“工画者，多善书”，书画虽不同体，但同法。“未曾学画先攻书”是书画艺术家的经验之谈，也说明书法和绘画的本质联系。书法具有特异的美学气质，流畅而放逸，豪迈而奔放，直接构成了文人画的审美特征。书法的气韵.笔墨.骨力.气势.韵律.刚柔.起伏.松紧.抽象，使文人画获得了笔墨之外的意境 ，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画外之音。所以文人画家都能将书法用笔高度和谐地运用到绘画中，丰富了绘画的天然力度。元代柯九思在论写竹时说：“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木石用折釵股屋漏痕之遗意”。郑板桥说：“要知画法通书法，兰竹如同草隶然。”“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石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恣致，。”可见文人画家所画的一草一木.一块石.一片叶都是书法化的线条体现。

中国文人画家取书法于画法，由于“书法”的形式美学原则，来充分表现其画的抒情性.写意性。书法是写的艺术，文人画也是写的艺术，在本质上同属主观情感性，是画家情感的自然流露和宣泄。苏东坡画奇奇怪怪的枯木图是“写胸中盘郁”；倪云林作画是“写胸中之逸气”。书法也是典型的线的艺术，可表现运动，表现形态，更能表现画家的生命意识，显示生命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横向线表达和平和宁静；斜线表达偏离和运动；锯齿线表达痛苦和紧张；弧线表达喜悦和舒畅；所以线又是画家抒发胸臆的载体。从文人画的线条里可以领略到热烈奔放的情感和雄劲旷达的胸襟。所以说，移志于线，以写为法，“画”的书法化，同构文人画的美学特征。

三、崇尚水墨，重在表现

中国文人画的开山祖王维在论山水画时，开篇即云：“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尚。”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记载王维“破墨山水，笔迹劲爽”。“破墨”就是水和墨的结合。唐代以前绘画重色，注重颜色的渲染，色彩浓丽夸张，自北宋文人画产生以后，画家超脱了外在的物质形式的束缚，将物质的感性材料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表现方法上以墨色为骨架，以颜色为辅，或干脆不上颜色，把万物概括为黑白世界。中国画分为三科:人物.山水.花鸟，其中山水画成就最高，高到用来表现大的宇宙人生，并上升到哲学的理性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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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画不着眼于存形写照，达于事理，而求于“发之情思，契之绡楮”，视之为表心造理，抒情写意之作。王维《雪中芭蕉》虽不合事理，但“知其神情寄寓于物”，借物抒情。文同画竹以示遭遇；米苏画枯木怪石以解胸中盘郁；米有仁画云山是因为“胸次有丘壑”；此谓之“借物写心”。元代文人胜士更是寄情写恨的高手，他们大都以笔墨表郁疑虑。元黄公望桑“松树山脚，藏根苍秀，以喻君子”。倪瓚画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明清文人画论中有“喜气写兰，怒气写兰”；“写梅取其骨，写兰取其姿，写竹取其直”。明代大写意开创者徐谓更是“墨点无多泪点多”的画幅表达人生痛苦的先行者。

文人画崇尚水墨，是发自内心的需求，毫无娇揉造作之意，这是一种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它不是我们今天那种为个人私利而作的假文人画，而是去除了一切功利.私心杂念，这是文人画创作的前提。中国文人画既不是为个人私利，也不投人所好，完全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在形象的塑造上不是写实的，而是写意的，注重表现，在“是与不是之间”，带有表现主义色彩。这种“发之情”，然后“快于心”的写意精神远非西方表现主义所能及，它不仅是使我国民族绘画组向世界，而且表现了卓越的文化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