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异同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异同比较总结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在很多方面是存在相似性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上：

首先，从背景上看，两次改革都是在本国受到西方列强侵略，民族危机严重，社会面临殖民化的严峻形势下进行的。第二，从性质上看，两者都具有资产阶级维新的性质。第三，从目的上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富国强民。从背景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变法维新之前，中国和日本都在遭受外来势力的践踏，国内都有改变当时状况的强烈呼声。在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提出向西方学习，提出了“自强”、“求富”的口号，以期振兴中华。戊戌变法更是从制度层面上提出变革要求。同样，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尊王攘夷”为精神，天皇成为了民族团结、抵御外来入侵的精神中心，于是天皇颁布了一系列，以求促进日本各个方面的进步。

第四，从作用上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两者在各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鼓励工商业发展等一系列经济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对政治方面的改革使民众获得一定权力，并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对军事的改革提高了战斗力，对文教方面的改革培养了大批具有先进思想和技艺的人才，促进了教育的近代化。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有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并使日本逐渐摆脱了民族危机，在促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军事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方面具有极其重要作用，可以说有了明治维新，才有了现在的日本。

然而，上述这些相同点并没有使两者“同归”，出现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以下几方面上：

从变革的经济条件上看，日本是优于中国的。变革之前，虽然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出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中国的自然经济具有绝对的优势，力量十分强大，资本主义萌

芽只是一个生长在封建经济夹缝之中的弱苗，中国根本还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的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在幕府统治后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一些大名与各藩的大商人相勾结，发展藩营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鼓励了工商业，因此，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是优于中国的。

从变革所受到的阻力上看，两者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中国戊戌维新时所面临的反对力量是异常强大的。封建势力已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要想一下子将其推翻，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人们早已习惯于受封建势力的统治，因此就产生了惰性，总是安于现状。所以维新派不仅要同强大是封建统治阶级作斗争，更要激发民众的反抗热情，力量并不强大的资产阶级维新者们很显然抗不起这一沉重的担子。 而明治维新前，日本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危机主要体现在：一是日本存在着猛烈而持续的农民和市民，它有力地冲击着幕府的统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也日益激烈。旧的统治阶级——武士等级，不仅在其上层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一部分武士甚至向资产阶级转化，这就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强藩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18、1865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标志着幕府与强藩的矛盾也已公开化。而日本封建制度因其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不但无法调节这些矛盾，本身也陷于瓦解。

从措施的实施上，两者依靠的力量和实施方式是不同的。戊戌变法依靠的是一个并无实权的傀儡皇帝，而当时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手中，保守派害怕维新派势力发展强大，当然对维新运动持反对态度，这给变法的实施造成很大阻力，仅管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 而在明治维新过程中，“尊王攘夷”使天皇成为了全国人民团结的中心，对于发布的命令，如奉还版籍（1869年）、废藩置县（1871年）、改革封建身份（1869至1873年）、废除封建俸禄（1876年）、地税改革（1873年）、教育改革、殖产兴业、修改不平等条约，最后制定（18年）、

召开国会（10年），都得到了人民的响应与支持，使日本迅速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

从国际环境上看，中国在进行维新时受到是外部阻力大于日本。中国戊戌维新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而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这就使日本维新变法的阻力大大减弱了。

历史总是这样在看似偶然中隐藏着必然，戊戌变法时的中国和明治维新时的日本表面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在很多实质方面上，两者有着巨大的差异，才有了这种“同途疏归”的局面。只要我们认真深入的思考，总能将偶然背后的必然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