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0-3岁人口数预测

刘晶晶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100070 )

【摘　要】文章以生命表为基础，以2010年北京市人口普查资料为基期数据，测算2019-2050年北京市0-3岁人口数量，结果表明，无论是低方案，还是高方案，0-3岁人口数量下降趋势不可避免，在鼓励生育的同时,如何妥善解决老龄化问题才是更应该侧重的方面。【关键词】北京市；0-3岁；人口预测

一、研究背景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和生育率为0.7，远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属于超低生育水平。为积极应对老龄化现象，提高生育水平，北京市进行了几次生育调整。2014年初，“单独两孩”正式在北京市落地，即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2016年初，北京市生育继续放宽，所有家庭都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这意味着“全面二孩”正式实施。生育的持续放宽是否会使得北京市新出生人口增加还有待检验。由于北京市生活节奏快，能够全职在家照顾孩子的家庭属于极少数，所以托育机构应运而生。0-3岁人口数量即代表着需要托育的婴儿数量。预测北京市未来30年0-3岁人口数有助于为相关的完善提供数据基础，有利于的更好实施与进一步调整，同时也能够为规划配套设施的数量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二、研究数据与方法（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统计年鉴（2011），以及2010年北京市人口普查资料,选取2010年分年龄、性别人数以及年龄别生育率、年龄别死亡率以及当年常住人口出生性别比进行人口数量预测。

（二）所用方法

人口数量预测主要基于生命表，因此，本文所选方法与制作生命表方法相同。因为具有生育能力的只有15-49岁的女性人口，所以进行年龄移算时需要将男女分开预测。第一步，根

图1 北京市2019-2050年0-3岁人口数预测

表1 三种方案在2019、2035、2050年0-3岁人口数量(人)

低方案中方案高方案2019年562,624 882,660 1,203,628 2035年166,907 281,278 410,134 2050年

157,197 379,566 699,423 

据死亡率（mx）计算死亡概率（qx），公式如下：qx=(2*mx)/(2+mx)。第二步，设置尚存人数初始值l0为1，死亡人数等于尚存人数乘以死亡概率，即D=lx*qx，那么下一年的存活人数计算公式就是lx+1=lx-D。nax是那些在年龄区间(x,x+n)内经历了事件的人在该区间内处于“未经历事件”状态的平均人年数。通常假定所研究的事件发生按均匀分布，nax可以近似地取0.5n。但婴儿和幼儿死亡率不遵循均匀分布，应根据不同年龄段取经验值。在这里。我们的年龄区间间隔为1，所以大部分年龄段nax即ax取0.5，0岁为0.05,1-4岁为0,41。第三步,设存活人年数为Lx，Lx=1*lx+1+ax(lx-lx+1)。于是，存活到下一年的人口数Pn+1=Pn*(Ln+1/Ln)。以此计算出各年龄段活到下一年的人数，0岁人口数量用计算出的两年分年龄的育龄妇女人数的平均数乘上年龄别生育率，再计算出总和，就是下一年新出生人口数。再按照出生性别比，将分性别的出生人口数计算出来。如此类推，做出北京市近三十年的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数量预测，再将每年0-3岁人口数量加总，就得到了北京市近三十年0-3岁人口数量。

（三）预测指标估计

1.基期数据：2010年北京市人口普查资料中北京市2010年分年龄、性别人口数。

2.出生性别比、年龄别死亡率：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北京市的出生性别比在2010年已经稳定在较为正常的水平，所以人口预测中的出生性别比以北京市2010年0岁人口性别比112.93作为标准来设定，年龄别死亡率以2010年北京市数据作为标准来预测。

3.迁移

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大部分是处在劳动年龄的劳动力，为北京经济创造贡献的同时也提高了北京市的生育率。近年来，由于资源紧缺，北京市一直在有序疏导外来流动人口，例如入学条件，清除低端产业等，且由于在京生活、教育成本太高，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明显下降，与此同时，生育率也在不断下降。所以在本次预测中，迁移因素不考虑在内。

4.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的估计有低、中、高三个方案。

低方案：以2010年北京市0.7的总和生育率为标准，保持不变，作为参照方案。

中方案：在“单独二孩”放开前，曾有学者预计北京市的总和生育率会达到1.2，但考虑到北京市生育调整之后并不如想象中那样，二孩生育比例并不高，（下转第72页）

69理论探讨劳 动 保 障 世 界平上不显著，即0-5岁及60岁以上人口比例对城镇家庭的捐赠支出没有影响，家庭内部抚养、赡养人口的增加对其慈善捐赠产生“挤出效应”的预期在城镇家庭中并不存在，其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城市完善的公共福利、社会保障等制度适度减轻了家庭的养儿、养老负担，从而对城镇家庭的捐赠支出没有多大干扰。

代表财富效应的“人均住房市值”与家庭绝对捐赠额之间显著正相关。住房是家庭拥有的重要财富或资产之一，生命周期理论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富水平的上升将导致家庭增加消费；同时两者关系也印证了Ludwing和Slok（2002）的观点：对于拥有住房的家庭而言，已兑现和未兑现的财富效应将会提高家庭消费，并且财富效应在当前中国房价上升的背景下将会更加显著。当然，此处的消费增加就要理解为家庭捐赠支出的增加。更进一步地，在对比代表家庭财富的“人均住房市值”一项和代表家庭收入水平的“家庭年人均收入”一项对家庭绝对捐赠支出的影响时发现，两者的变化对家庭慈善的影响有所不同。“人均住房市值”一项，在城镇家庭样本中其弹性为0.288，小于捐赠支出的收入弹性。对此可以解释为人们保护自己的个人财富是为了保证将来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或可以把财富传给后人，所以财富对慈善的影响要比单一的收入对慈善的影响小得多。

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家庭的绝对捐赠额显著更低。这一方面与地方经济水平差异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在不同地区家庭慈善捐赠方面的社会动员仍需继续加强。

四、主要结论

本文考虑到慈善捐赠是一个涉及家庭中所有成年家庭成员

的行为，因此以家庭为研究对象，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利用Tobit回归模型对可能影响中国城镇家庭慈善捐赠支出的因素进行了探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户主年龄与家庭捐赠支出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家庭捐赠支出呈现出先显著上升，达到一定年龄后，再显著下降。其次，户主政治面貌为“”的城镇家庭，其捐赠支出显著高于非家庭。第三，收入水平与财富水平是促进家庭捐赠支出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收入效应的作用更为强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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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欣怡，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

（上接第69页）所以中方案将北京市的总和生育率设定为1.1。

高方案：以90年代中期中国城市平均生育水平为标准，设定北京市未来3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5。

年龄别生育率以2010年北京市年龄别生育率为基础，按比例扩大到三个方案的总和生育率。

三、结果分析

图1是三方案人口数量预测结果。可以看出，三个方案的趋势大体一致，北京市0-3岁人口数量将持续下降，到2035年下降到最低点，0-3岁人口数量开始上升，到2045年又开始有回落的趋势。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2016年刚刚放开生育，因此2016年、2017年会是生育二孩的高峰期，到2019年，有意愿生育二孩的夫妇已经生育完毕，而且据调查，北京市的一孩生育率也比较低，因此0-3岁人口数量会逐渐减少。这一批在生育放开之后出生的二孩在2035年左右到达生育年龄，因此会出现一个小的生育高峰，出生的孩子数量会增加。而到了2045年，出生高峰结束，所以0-3岁孩子数量会逐渐减少。

三种方案0-3岁人口数量在2019年处于最高值，2035年0-3岁人口数量不及2019年的三分之一，2035年之后即使人数上

升，也远远达不到2019年的数量，低方案中，2050年0-3岁人口数量甚至低于2035年的数量，详见表1。

四、结论

根据本次预测结果，可以发现北京市的0-3岁人口数量是持续走低的，即使总和生育率提高到高方案中的1.5，新出生人口数量下降也是必然趋势。第一，虽然1.5的总和生育率在北京市已经很高，但还是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第二，育龄妇女人数少，基数少，总量自然也不会多，严重的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所以，在鼓励生育的同时，还要更加重视如何妥善应对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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