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法律思想
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
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主要反映在他所著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春秋董氏学》等著作及他向皇帝所上书奏中。
一、“时移法亦移”，倡“变法维新”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和“改制立法”的祖师爷，目的是借“古圣”来论证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新学伪经考》把西汉末年刘歆的著作及当时社会崇奉的《左传》等古文经典视为“伪经”，湮没了孔子的“改制之圣法”。旨在破除士大夫对传统经学教条的迷信，为变法维新扫除思想障碍。
《孔子改制考》则从正面阐明了孔子“托古改制”思想，实际上是宣传他自己改制立法的变法主张。首先，康有为把孔子推为“托古改制”的“圣法”的创立者。其次，康有为以自己的政治意图，解释孔子创制治世之法。他认为，孔子曾分别为这“三世”著有不同的宪法，概括而言，就是《春秋》里的“大义”与“微言”。所谓“大义”即孔子治“据乱世”之宪法；所谓“微言”即孔子所说的“升平世”、“太平世”之理想宪法。最后，康有为认为沿着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世，国家也相应地由“专制”进到“立宪”，再由“立宪”进入“共和”。
康有为认为：“时既变而仍用旧法，可以危国”，只有变法维新，才是自强之策。
二、“变法全在定典章宪法”，实行“君主立宪”
依康有为之见，中国之所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其原因便是由于君主专制，君权太专，下情不能上达，君民不能合为一体，因此他认为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安乐，就必须实行君主立宪，三权分立。只有按三权分立原则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制，才能既限制君权，又明
确国会、政府及司法机构的职责。
在建立君主立宪，实行三权分立的问题上，康有为着重探讨了建立代议机构即立法机构的问题。他建议“议郎”进而明确指出“设议院”的命题。又建议光绪帝先在宫中设立“立法院”或“制度局”。康有为倡导实行君主立宪的具体方案是：
1. 设议院开国会。康有为早在《公车上书》中就阐述了这个问题。
2. 制定宪法。康有为把“定宪法”作为“维新之始”。
3. 行三权分立，即“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
从法律思想的发展角度来看，康有为对于建立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认识和论述，都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有明显的进展。
三、坚持保皇立宪，鼓吹复古
四、“太平之世不立刑”
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里指出“公羊三世”里的“太平世”即大同世界，是人类发展阶段上“至善至美”的理想社会。在那里，人们摆脱了“乱世”中存在的各种“苦道”。社会上致人犯罪的政治经济根源消失了，人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社会就可以达到“治至刑措”，实现“太平之世不立刑”。康有为在书中剖析了犯罪原因和不立刑的理论根据。
他认为：“人之犯罪致刑皆有其由”，而“私”正是危害“公理”，阻碍社会进化，使人犯罪致刑的根源。有了“私”，才有阶级、国家、家庭、个人之分。
他认为，要消除犯罪，决非“日张法律”、“日议轻刑”、“日讲道德”所能解决的，更不宜“多为法网，以待其触”。在他看来，要致刑措，达大同，最根本的方法是去“九界”。这就是：一去国界，二去级界，三去种界，四去形界，五去家界，六去产界，七去乱界，八去类界，九去苦界。康有为设想的“大同”极乐世界就达到了“太平之世不立刑”的理想境界。
但是，康有为认为,虽然“太平之世不立刑”，可是还有“职业之规则”和“无干刑犯罪”的禁令。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治至刑措”的法律思
想，反映出他对人权、民主的强烈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万年乐土”的乌托邦，只不过是他的唯心主义的幻想而已。
梁启超的变法图存思想
梁启超认为，“救亡图存”是变法维新的出发点，“变法维新”是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首先，他以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来论评“变法”是合乎事物发
展规律的。其次，他以具体事实批驳了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谬论。说明法随时变乃“古今之公理”，法制是不能“一劳永逸”的。最后,他分析中国当时的现状，指出“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
梁启超认为，中国要“救亡”、“自强”，实行变法，必须改革中国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以至国家的政体。首先，变法“必先变人”。其次，变法“必兴民权”。再次，变法必须变专制政权的为立宪政体。具体做法是：第一，设立民选议会。第二，制定宪法。第三，实行“三权分立”。
梁启超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三权分立”原则，结合我国情况，创造了他自己的三权分立说，即由国会行使立法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行政权，由独立审判厅行使司法
权。并且，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行使“三权”称为“用”，即所谓“三权之体皆莞于君主”。这就是说，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体”
是完全相同的，君主立宪里的“君主”同君主专制里的“君主”一样，享有最高的权力。所不同的是“用”，即在三权使用上，立宪政体对君主有某些限制罢了。
梁启超在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上，坚持法治与人治不可偏废的观点。首先，他反对只要人治的主张。他认为人治的弊端重重：
（一）人治发挥作用的时间短，范围小，“人亡则政息”，而法治发挥作用的时间长，范围广。
（二）人治是一种贤人政治，而世上贤君少于昏君，所以世上多无长治久安之时。
（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国大，政务繁，若专靠人治，是行不通的。
其次，他也反对只靠法治。他认为： （一）人能制法，非法能制人。法要由人制定，具备了一定的“德”与“智”的人，才能制定出“善法”，而后才能有“善治”。
（二）“徒法不能以自行”。有善法然后才有善治善法只有由人去妥善运用才可发挥作用。
此外，梁启超还强调指出：“法不能独立”，在他看来，道德具有社会制裁力，法律具有国家制裁力，两者要“相须为用”。
综上所述，梁启超具有丰富的法律思想，他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谭嗣同“冲决一切封建网罗”的法律思想
一、批判封建君主专制
谭嗣同在其名著《仁学》中将其
锋芒主要对准封建君主专制，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废君统，倡民主”。谭嗣同论证了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 二、抨击封建纲常名教
谭嗣同指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所以能统治人民，除了有一套国家机器以外，还
有一套维护封建制度的纲常名教，即“三纲五常”，他要“冲决伦常之网罗”，主张用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道德原则来代替封建伦理道德，“变不平等为平等”。
谭嗣同的《仁学》通篇讲“仁”。所谓“仁”，就是以“平等”为第一或最主要的标准。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应该是平等的。而封建君主依纲常名教制定了“天复人理”的许多“不平等之法”。谭嗣同提出了自己的平等主张。关于君臣关系，他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
关于父子关系，谭嗣同认为父子关系应该是平等的，“父子朋友也”。他还指出“忠”、“孝”完全是封建统治者统治人们的工具。
关于夫妇关系，谭嗣同指斥封建的夫妇关系是丈夫“以名因妻”，不把妻子当人看，他认为，“夫妇朋友也”，应该“平等相均”。此外，谭嗣同还主张改订旧律，“尽学西法”。他曾提出三个变法方案：其一，由皇帝自上而下实行变法，称为“王道”之变法。其二，不管朝廷变不变法，地方可以自谋出路，称为“霸道”之变法。其三、“唯有自变其学术而已矣”，即学习西方的技艺，培养人才。
谭嗣同认为变法要择其“根本”，其根本在废弃旧章，学习西方“其法度政令之美备”。
在改革旧法律方面，他提出的以下观点：
1. 成立学会，代行议院职权。
2. 大兴法律之学，培养法学人才.
3. 修订具体的法律条文。
综上可见，谭嗣同的思想和主张颇有见地。他认为，变法并非是复兴国家的最好途径。后来他直接提出只有“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这显然与康、梁所所坚持的维新是为了救亡，救亡必须维新的宗旨有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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