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

论张爱玲《传奇》中的“巫母群像”及其形成原因

陇东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 2006061140 尚文辉

摘 要：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的母亲大多是有悖于伦理常识的形象，她们构成张爱玲式的“巫母群像”，这种母亲形象表现出张爱玲对传统母性观的批判。这种倾向的形成，究其原因，与张爱玲对其母亲的情绪记忆，及作家独特的个人气质，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张爱玲对母亲形象的表现也暗含着她对女性及人性层面的理性思考与感性期待。

关键词：张爱玲；母亲形象；巫母群像；情绪记忆；社会背景；个人气质

在我国传统文学的许多作品中，母亲的形象一直是以“慈母”的类型居多。而母爱也成为文学作品中的永恒主题，文人以母爱为题，写出的文章便滋润蕴藉。在古典文学中，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最具代表性，这首诗凭借对母亲真挚的感情和“慈母”的形象为后人所称道，而这首诗中的“母亲”也成为中国传统母亲光辉形象的一个缩影。此外，唐代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回到家乡时，睹物伤怀，将忧国忧民之心与思母之情相融合，写成了感人肺腑的《无家别》。而在东汉，女诗人蔡文姬的《悲愤诗》中，诗人被乱兵虏至匈奴，万里投荒。之后被汉使赎回时，母子诀别，凄凉伤感，这首诗中充溢着一种醇烈的母子之情。随后出现的现代文学中，又多次出现了表现对“慈母”的眷恋，赞扬伟大的母爱的文学作品。其中，冰心在1932年写的散文《南归》，就是为了纪念其1929年逝世的母亲，所以她给这篇散文起了一个副标题，叫做《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此外，艾青的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更是表现出“母爱”的无私和伟大。即使是以“现实主义”作品著称的老舍，在《我的母亲》这篇文章中也不免发出“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1]的感叹。由此可见，我国传统文学对于母亲的定位，长期以来都聚焦于代表“爱”与“温暖”的“肯定”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社会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

第 1 页 共 7页

宗法制度，而在这种宗法制下生存的妇女，则被要求以“相夫教子”，“三从四德”等等一系列依附于他人的条件为生存基础。而这些要求也成为衡量一个妇女是不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基本标准。这种局面直到张爱玲的作品出现才得以打破。

在张爱玲的笔下，母亲的原形则较多的与代表纵欲，危险，阴暗的“否定”方面相关联。《传奇》是张爱玲前的唯一的一个小说集，同时也代表了她创作的最高成就。《传奇》所表现的大多是上海中上层阶级和抗战时期人的生活情形，张爱玲笔下的洋场社会，乃是西方现代文明和东方最古旧最腐朽的封建文化结合的畸形产物，她在揭示这种畸形社会生活时，所选择的特殊角度是两性关系、婚姻关系和亲情关系。与时期大多数女作家所表现的婚姻、爱情、母爱的主题相反，张爱玲所表现的是人性中丑恶卑劣的一面，从而反映了40年代这一特定时期的西方现代文明和东方封建文化结合的畸形商业社会生活圈中那种普遍的迷惘、失落与疯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以冰心为代表的作家对母亲的书写无疑属于第一种类型，而张爱玲笔下则显然是第二种类型的母亲群像。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道德伦理意义上的母亲。她笔下的母亲或自私，或软弱，或狠毒，或愚昧，俱呈现出阴暗、扭曲和病态的一面。从其作品中大量出现且极具独特性的母亲形象看来，母亲在她生命中留下的情绪记忆，以及她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是始终未曾摆脱的影响。张爱玲对传统女性观的彻底解构，成为她所描绘的苍凉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传达了她对女性、人性层面的理性思考和感性期待。

对于“母亲”这个词语，我们赋予它太多的诠释，也赋予它太多的内涵。母性是女性天然的本能，这也是女性有别于男性的根本所在。因此，母爱就表现出了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为孩子选择良好的成长环境，教子有方等内容。同时，母爱也被描绘成母亲对子女的恩情，无私，伟大，这些都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题材。然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多是有悖于母亲天性的母亲形象，母亲变得利欲薰心，穷凶极恶，母女关系危机重重，母子连心的温暖成为遥不可及的梦幻。大致讲来，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有三种类型：（1）被金钱扭

第 2 页 共 7页

曲灵魂的母亲；（2）因性压抑而变态的母亲；（3）丧失母爱能力的母亲。对种种病态母亲的极致描述，传达出张爱玲对传统母性观的激烈否定。

一、被金钱扭曲灵魂的母亲

这一类母亲和儿女之间，横亘对金钱的贪欲，母性沦丧，儿女失所。在《传奇》中，金钱是导致人性扭曲变态的重要因素。《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花凋》中的郑夫人，她们的母爱俱已在金钱的异化下荡然无存。曹七巧贪图富贵嫁入豪门，牺牲青春与情欲换来一份家产，为守住这份家产，她拒绝了思恋多年的男人，将儿女牢牢钳制在手中。这是一个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滋生的女人，也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枷锁中的女人，她性格暴躁，心理变态，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和疯狂的报复欲，由金钱的牺牲品沦为金钱的奴隶，她始终活在对金钱的渴望与恐惧中，深陷在金钱的泥淖里，在她的身上，已看不到一丝母性的光辉，剩下的只是自虐与虐他的疯狂，最终成为一个吞噬子女的恶魔。《花凋》中的郑夫人，对女儿的爱远较对金钱之爱稀薄。在女儿病重之时，她满心利益打算，不肯拿出私房钱来为女儿治病，任由其“一寸一寸地死去”。但在女儿死期将近，因为价钱的便宜，她给女儿买了两双鞋子以示“爱心”；女儿死后，她在不必自己掏腰包的情形下，将女儿的坟墓修葺一新。“母爱”的虚伪面具被无情地一层层剥落。在《传奇》中，这样的母亲并非仅此二例，《倾城之恋》中的四奶奶，完全忽视女儿尚且年幼，满心想把女儿嫁给富家子。此外，《琉璃瓦》中欲借女儿攀上豪门的姚太太，《封锁》中为获富贵姻亲而培育女儿的吴翠远之母，这一系列的母亲形象，无一不是在亲情与金钱之间选择了后者。

二、因性压抑而变态的母亲

这类母亲不惜扼杀儿女的幸福甚至生命，以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母爱本是最无私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在《传奇》中却颠倒过来，儿女成为母亲性压抑的牺牲品，母亲形象呈现

第 3 页 共 7页

出一种触目惊心的病态与残忍。《金锁记》中曹七巧无疑是《传奇》中最为恐怖变态的母亲形象，七巧在自己的情欲彻底失去满足的可能后，变相地霸占亲生儿子长白。七巧在潜意识中是把儿子当作一个真正的男人看待的，一个自己能够抓住的那男人，既然自己得不到，也不能让别人得到。如果说她对儿子是一种变相的占有，那么对女儿婚事的破坏则是为了满足其施虐欲，她以疯子般的审慎和机智埋葬了女儿长安的爱情。极度压抑的变态心理，已使她不能眼见他人甚至是自己儿女的幸福，只有毁灭性报复的快感才可稍稍让她获得一点平衡。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第一炉香》中养母性质的梁太太及《第二炉香》中的蜜秋儿太太。《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年轻时不顾兄长的拦阻嫁给一年逾耳顺的富商做妾，当她同时获得金钱和自由时，却已经老了，丈夫的长寿使她的花样年华只能在压抑与荒芜中流失。“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里的饥荒。她需要爱——很多人的爱” [2] 困在牢笼内多年的情欲一旦挣脱束缚，便显出狰狞的面目，为了满足自己无耻的性欲望，已是半百之人的梁太太不惜以牺牲亲侄女的色相以勾引男人浪荡子供她享用，对性的放纵使她脱变为一个令人不齿的“母蜘蛛”。在葛薇龙身陷其中，任由摆布后，又撺掇乔其乔先娶后弃，完全置侄女“黑暗与寒冷”的未来于不顾。在梁太太隔着扇眼打量葛薇龙并决定收养的那一刻起，侄女已不是她的亲人，而物化为一个工具，先用后弃势成必然。这种以吞噬子女青春生命为乐的巫母之“爱”在《第二炉香》中并没有如此明显，但“爱”的美丽外衣下掩盖的，是同样恐怖的残子剧。多年守礼谨严的寡居生活，使得蜜秋儿太太的个性里大量吸入了一种“黑沉沉的气氛”，这种压抑通过一种看似理性的疯狂表现出来，她“严明的家教”，苛刻到女儿看张报纸也要检查。大女儿因为性知识的缺乏，视并无异常的丈夫为禽兽，致使丈夫自杀，自己也濒于变态。命运重蹈覆辙，同样的一幕在二女儿的新婚之夜重演，身为母亲的蜜秋儿太太却在出事的当天，急急带着女儿走亲访友，遍扬此事，再次断送了二女儿的幸福，并置二女婿于死地。这三位寡母的共同之处在于均以扼杀儿女的幸福来满足自己的变态愿望，显现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异化性取向。

第 4 页 共 7页

三、丧失母爱能力的母亲

这一类母亲远不如七巧的凌厉，没有梁太太的张扬，也不带有蜜秋儿太太阴沉沉的色彩，她们并没有过分的令人痛恨之处，却无一例外地缺乏母性庇护能力。《茉莉香片》中的聂母，《倾城之恋》中的白母，《心经》中的许太太，《琉璃瓦》中的姚太太，甚至包括《封锁》中未直接出场的吴翠远的母亲，都或无意于儿女的幸福。《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是母亲不幸婚姻的一个牺牲品。母亲冯碧落从来没有爱过聂父，聂父由此迁怒于聂传庆。在这个冷漠颓废的家中，他怨恨自己的存在，这引发了他对于亲生母亲的怨恨，怨恨母亲错误的选择和不负责任的逃避加深了他的不幸。《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离婚后投奔娘家，兄嫂们在哄尽了她的钱财后翻脸不认人，冷言冷语相欺，要将她扫地出门。满肚子辛酸委屈的流苏跪在母亲床前凄凄哭诉，却得不到任何安慰。白母对流苏所受的欺凌一味避重就轻，处处为儿子媳妇开脱；明知女儿回到前夫家要倍受煎熬，却反劝流苏回去守节。在流苏走投无路，打算前往给范柳原当时，母亲不但不体谅她的艰难处境，反让她倍觉屈辱。在最需要母亲的关爱与支持的时候，流苏梦魇般地感到，自己的母亲不过是一个陌路人，在那里她得不到任何庇护，“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 [3]《心经》中，唯一可以维系许太太和丈夫无爱婚姻的，只有她们的女儿许小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小寒对自己的父亲陷入了疯狂的爱恋，并暗暗的和自己的母亲较劲争夺着同一个男人，使得许太太一直在父女爱恋的感情阴影里活了七八年。当许父逐渐清醒后，开始极力逃离这种压抑的爱和情感，并最终选择了让小寒完全死心的道路——和许小寒的同学绫卿恋爱。对于这样的结局，许太太束手无策，为了让自己和女儿的到解脱，只能成全丈夫和绫卿。她既没有能力维系自己的婚姻，也灭有能力保护女儿不受伤害。

张爱玲塑造的一系列母亲形象，直面母性及女性的阴暗面，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巫母群像”。它完全丧失了“母亲”一词所应蕴涵的生命、慈爱、理解等等意义，彻底暴露出“母亲”一词所投下的阴影。在思想运动之下，初期作家如冰心，冯沅君，

第 5 页 共 7页

艾青等对母性的倍加推崇，反映了作家重塑女性形象的努力，也创造了一个人性圣母的神话，但这个神话在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轰然倒塌。大致讲来，这种“瓦解”的踪迹，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作最初的探悉：（1）目睹沪港沦陷的社会背景；（2）“母爱”失落造成的情绪记忆；（３）作者敏感内省的个人气质。着三个方面相互交织，形成了张爱玲创作“巫母群像”的原因。

一、目睹沪港沦陷的社会背景

对张爱玲一生影响最多的两个城市一是上海二是，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商业化最市民化的城市，当时的是跟在上海后面亦步亦趋的上海的翻版。生逢乱世的张爱玲先是亲眼目睹了上海的沦陷，后又因太平洋战争的战火滞留。她看到了战争给人类文明所带来的毁灭，这使本就敏感多疑的张爱玲倍感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苍白，渺小及生命的不可知，由此激化了内心无比的悲凉，寂寞之情。在这种情感体现下产生的作品，刚好符合了沦陷区都市居民的一般心理，使读者从作品中找到了切实的感受。张爱玲笔下的那些描写市民日常生活与她独有的贵族气质的文字，及琐碎的精致，让那些在沦陷区哀伤与自怜的人们，找到了昔日的回忆与情感上的依托，从而深深的吸引了都市动荡环境下的市民。

二、“母爱”失落的情绪记忆

张爱玲对母爱有过美丽的期待，却在现实的母女关系中走向虚无。幼年期物质空间上的分离在张爱玲心上印下被抛弃的感觉，少年期精神空间上的背离进一步促成了心灵的决裂。在敏感内省心理倾向的催化下，张爱玲从失望走向绝望，对母亲与母性提出了质疑。张爱玲会得到此种与常人截然相异的情感体验，无疑与她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她母亲给她的内在影响有着莫大的关系。

第 6 页 共 7页

张爱玲的母亲母黄逸梵出生在一个三代单传的封建家庭中，她深感男尊女卑之痛：自小饱受缠脚之苦，不能接受学校教育，只能在长辈的安排下嫁为人妇。在这种特殊家庭中成长的张母生儿育女之后，表现出了与一般母亲迥然不同的育儿态度，她对女儿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儿子，尤其对女儿的受教育权和财产权分外关注。但她对女儿除了过于理性的安排和设定的发展道路，最为宝贵的充满母性之爱的温馨陪伴与真心赞许，张爱玲从母亲那里的得到的太少太少。

更为重要的是，张爱玲与母亲间的两次远离，给她的心灵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在张爱玲四岁这一年，时年二十六岁的黄逸梵抛夫别子，远赴异国。而当时的张爱玲，除了一些机械的动作，她没有作出任何留恋、不舍、悲伤、挽留之类的反应。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使她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如果说，四岁那年与母亲分离时，张爱玲因为年龄的关系，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分离，那么十余年后她与母亲的再次分离则是张爱玲清醒认识到的心理空间意义上的分离。

时年十七岁的张爱玲逃出父亲的禁闭室，期望在母亲的羽翼下完成学业，走上职业写作之路，在国外生活多年的张母却一心要将其打造成西式淑女。实际上，经过十多年的分离，张爱玲和母亲之间的距离已越来越远，一个是在父亲家孤独惯了，内心丰富但外表木讷不善应对日常生活的才女，一个却是十足的洋派贵妇淑女风范。这是一对根本就互不了解的母女。要命的是，张爱玲对于母女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根本未做好任何的准备。窘境中的两年淑女训练，于她于母亲，都是一场磨难。由于“母爱”的“失落”造成的这种思想失横，则导致了她自信心的崩溃，对自身的怀疑；而这一次母女间的分歧也让她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心理危机。这使张爱玲深深感受到了一种无家可归的孤独——心灵的放逐。

三、敏感内省的独特气质

第 7 页 共 7页

张爱玲创作中怀疑的眼光和被抛弃的感觉还来源于她敏感内省的个人气质。她是名门之后，身上流淌的贵族血统使她独标孤高，我行我素。同时，由于时代的变迁，她又亲眼目睹了封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张家日渐衰败；一方面这些旧世家望族还撑着门面，过着表面优裕浮化的生活；另一方面殖民文化又带来西方社会的糜烂导致的浪漫自由。因此，她从小就有时不我待的迟暮情怀，她为自己没有赶上繁华热闹而痛苦，她总有一种被时代抛弃的恐惧。这种无依感与绝望感，在张爱玲敏感内省气质的催化下，表现得分外强烈，也使得她对外在伤害的感受纤细而深刻。面对伤害，张爱玲习惯于缩回内心，与外部世界进一步拉开距离，进行自我内省，以异化外界的代价来求得伤口的愈合。１９３７年参加《西风》杂志社有奖征文只获第十三名荣誉奖，对她打击颇大，此事便在她心中逐渐演化为杂志社徇私之举，使本是第一名的她屈居最后。将外界的伤害加以夸大，一再向内心退缩，其结果是，使过分敏感的气质发展为多疑的性格。这使得张爱玲习惯于以一种谨慎怀疑的态度注视周围的人和事。而她的这种敏感怀疑的倾向，自然也波及到母女关系的处理上。本已疼痛不堪的伤口，因张爱玲身不由己的撕扯进一步恶化；对常人来说不过是司空见惯的母女隔阂，在张爱玲苛刻多疑的注视中带上了一层浓厚的悲观色彩。推己及人，张爱玲进而对普遍意义上的母性乃至人性发出了质问。

张爱玲敏感内省的个人气质，以及对母爱“失落”的情感体验，在一个乱世的背景之下结合，导致了她对“巫母群像”的塑造，并上升为对女性及“母性”的理性探讨。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女性批判意识的女性作家，张爱玲超越了社会与生理层面，深入到精神领域探讨女性悲剧命运的内在原因。对传统母性观的，掀去了女性头上最后一块美丽面纱，呼唤着女性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与认识。

张爱玲对于自己母亲的伤痛记忆，摧毁了人们包括她自己加在母亲身上的种种期待和幻想。由敏感怀疑的个人气质引发的对母亲的失望乃至绝望，使张爱玲在创作中以一种极为曲

第 8 页 共 7页

折的方式传递着对理想的人类母爱的渴望。最难能可贵的是，张爱玲并没有只限于传递自己个人的情绪体验，而是将之提升到人类性的高度。她在小说中通过“普通人”追求的“传奇”，是她在心理深层渴望的真正富于人性的“有着永恒的意味”的“人生安稳的一面”。而作为最能体现这种真正人性的母爱存在于一切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爱玲因为在母爱方面的缺失，而导致她在小说作品中对母性的犀利批判，是中国现代文学幸运的收获。

注释

［1］老舍.《老舍散文集》. ［M］.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

［2］［3］张爱玲.《传奇》. ［M］.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1］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张爱玲.《传奇》.［M］.中国文联出版社.1995

［3］张爱玲.《更衣记》.［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4］任茹文.《张爱玲传》.［M］.团结出版社.2001

［5］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张爱玲.《张爱玲精选集（序）》.［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第 9 页 共 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