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研究综述——以2005年至2015年为主

湖湘论坛huxiangforumNo.3.2015GeneralNo.162

党史党建

朱德研究综述

*

——以2005年至2015年为主

谭献民1，王军2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410004)

摘要：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家和军事家，中国党、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他的政治、军事、党的建设、经济建设等思想，及其人格精神、道德风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十年来，随着史料的公开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对朱德的研究更加深入、全面。

关键词：朱德；朱德精神；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5)03-0053-08

DOI:10.179/j.cnki.cn43-1160/d.2015.03.010

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产阶级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党、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在长达70多年的斗争中历尽艰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理论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全面加强党和建设的新常态下，特别是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2016年)即将来临之际，系统地梳理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掀起朱德研究新高潮，显得很有意义，也很有必要。

(一)朱德与四川仪陇

朱德于1886年12月1日，生在四川仪陇，父母是贫苦的佃农。曹弘在其《帅星升起的地方》一文中也指出，朱德家乡“仪陇县，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悠久历史。”显然，年轻的朱德深受仪陇文化影响。同时，朱德身上又体现出鲜明的客家文化特点，王军在其《朱德精神研究》一文中指出，朱德曾说，自己祖籍广东韶关，后来才迁移到四川的。作为客家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客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客家人那种艰苦奋斗、果断勇敢、勤奋好学的特质。再加上朱德母亲言传身教对朱德成长的作用，等等，都对朱德品格和意志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结论也在诸如《伟大道路的起点》(罗歌著)、《大海——记朱德同志》(刘白羽著)、《朱德元帅的一生》(刘启光著)、《伟人之初：朱德》

[1]

一、关于朱德与早期学习、的研究

很多学者十分注重研究早期生活、学习、环境对朱德的影响，并尝试从家庭环境、学习教育、社会实践等方面，探寻一代伟人的成长历程。

*本文系文献研究会立项课题《朱德党性风范、崇高品德及朱德精神的研究》[编号：2011-B-Z-03]阶段性成果。收稿日期：2015-01-22

作者简介：1.谭献民，男，湖南安仁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王军，男，山东临沂人，湖南师范大学党史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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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平著)等著作中得到印证。

(二)朱德与早期

学者们普遍认为，“朱德早期从事的活动，对朱德的成长产生了积极作用”[2]p235，而且首推云南。李慧就认为，“从1909至1922年，整整的13年多里，朱德基本上都是在云南学习，在云南参加，……他把云南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3]年轻的朱德作为资产阶级者，在云南加入同盟会，参加了“昆明重九”、“护国战争”等战斗。“是他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不仅对其军事思想的酝酿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其后来成为人民的总司令奠定了较好的军事实践基础。”[4]p23朱荣兰就认为，南昌等失败后，朱德开始“尝试着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变，以及后来进行的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军事转变，……最早根源应追朔到1914年初至1915年底朱德在滇南边疆的剿匪经历。”[5]有的学者也研究了1916年—1921年间朱德迷茫、彷徨的五年。谢涛在其《辛亥时期的朱德元帅》一文中就深刻指出，“护国战争中的朱德，亲眼目睹了军阀的与没落，……毅然决定抛开现有的一切，去寻找更为光明的未来。”

[6]

廖崇喜、胡建刚也指出，“从滇军

内争到旅欧求学，朱德因为厌倦军阀混战毅然脱离旧，开始寻求真正的道路。”[7]

(三)朱德与争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朱德在上海申请时，本陈独秀拒绝，这是党不成熟的表现。许述也认为：“朱德曲折，……最引人议论的是陈独秀何以拒绝朱德”[8]，批评拒绝者居多。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进行了理想的讨论，谭幼萍就认为，朱德要求加组织的时期比较敏感，正好是我党在探索、通过二大党纲党章的特殊时期，陈独秀很谨慎是可以理解的。还有部分学者进一步指出，目前，“持陈‘拒绝’朱德一说的，主要源自史沫特莱的记述，这种表述很容易受本人观点的影响，存在‘孤证’缺陷。……考虑到陈在党内的特殊历史地位，以及后来的境遇和1937年史沫特莱采访朱德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揣度和发挥”[9]p3，具有一定的不准确性。

(四)朱德与德国转变

德国期间的3年，是朱德实现转变的关键阶段。学者们普遍认为，德国期间的朱德实现了“从一名普通的爱国主义者和一名普通的民主主义者向一名主义战士”[10]的伟大转变。学者们通过研究指出，“1922年11月，36岁的朱德，在张申府和周恩来的介绍下，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党。……并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主持留学生会工作，参与改组旅德支部，……并声援‘五卅’运动等等。”[11]当然，很多学者也指出了朱德旅德期间的不容易，郑春兴就指出，朱德在德国，“面临最大的难题是语言障碍。……这对已过‘而立’之年，没有一点德文基础的朱德来说，真是陷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处境。然而，朱德迎着困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实现了伟大的转变。”[12]p91

二、关于朱德与党的早期的研究

朱德在党的早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湘南，随后又与在井冈山会师，创建红军第四军，之后开辟根据地。为探索中国新道路做出了独特贡献。”[13]

(一)朱德与“赣南三整”

南昌后，主力南下转移失败，余部在朱德带领下被迫转移，并进行了“赣南三整”。欧阳青认为，朱德进行的“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中，天心圩整顿主要解决的是思想问题，大庾整编主要解决的是组织问题，上堡整训主要解决的是纪律和军事训练问题，三个整顿思路清晰，为我军发展奠定基础。”[14]甚至有的认为，“赣南三整”其实已经开始了我军向游击战的重要转变。还有的把其与“三湾改编”相提并论。朱荣兰就认为：“‘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都是我军初创时期的重要改编，它们对我党的建设和发展、第一个农村根据地的建立、中国道路的探索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15]

近十年也出现了很多新提法，如

徐晓林、邹鸿光认为，不应该是“赣南三整”，“而应该是‘赣南四整’，除了天心圩整顿思想、大庾整顿组织、上堡整训以外，还应该包括信丰整顿纪律。……学术界这种忽视信丰整顿纪律，只关注其

他三个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也是不严谨的。”

[16]

(二)朱德与“朱范合作”

谭献民、王军在其《党在土地战争时期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首次重大胜利辨析》一文中就指出，“朱、范的合作，是我军初创时期的一次非常成功的……不仅对发展壮大人民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为建立统一战线创造了宝贵经验。”[17]张荣久也认为，这次合作的关键在于“原建制不变、组织上、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四大前提下的合作。”[18]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了这次合作巧合，邝若刚、徐宝来就认为，朱德与范石生“都于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都曾是同盟会会员，都一起参加过辛亥、昆明‘重九’、护国战争，等等”[19]，所以，两人感情深厚，非一般关系可比，有这次合作也就顺理成章。郭军宁也认为，范石生“对党及其反帝、反封建事业感情深厚，大失败后，坚决抵制蒋介石清党令，保护了党人。”[20]

(三)朱德与湘南

崔向华就认为，1928年1月，朱德率军发动的湘南，是“中国史上历时最长、参加人数最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武装。”[21]朱德率领军，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相继建立了7个县的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工农军第三师、第四师、第七师三个师和两个团的武装，……波及二十几个县，近百万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开展了农村武装割据的伟大斗争。……突破了城市中心论的框框，确立了以农村中心的思想，得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新结论，……为我党以后作了政治、思想和理论准备。”[22]其作用与1927年的其他三次相当，之所以目前地位和其作用不符，具体来说，与当时的城市中心论有关，1928年正是党的六大前后，当时的党和国际只是重视城市，主观上就忽视农村地区的，因此，其地位有待重视。还有很多学者还系统概括了朱德在中的作用：“一、在关键时刻把握了斗争方向；二、在战略战术上打垮进剿敌人；三、建立了新型武装；四、大力开展土地斗争；五、与地方组织协调联动。”[23]p15

(四)朱德与井冈山会师

学者们普遍认为，井冈山会师对井冈山的斗争，对我党、中国人民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1)领导武装，实现了‘以城市为中心’向‘以农村为中心’的战略转变。(2)井冈山斗争全面展开，连续粉碎敌军的‘进

剿’、‘会剿’，践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

[24]朱德对井冈山会师的贡献更为关键，“一、‘赣南三整’保存了南昌火种，创造了会师的前提条件；二、湘南壮大了队伍，打下了会师基

础；三、游击战的实践，为会师提供了生存保障。”

[25]同时，学术界也对忽视朱德在理论方面的贡献进行了探讨，马新华认为“朱德不仅从实践上坚持武装斗争，保存和发展了武装力量，而且在理论上有许多关于党的武装斗争思想方面的卓越见识。”[26]

三、关于朱德领导抗日战争的研究

朱德是党领导人民实现抗日战争、战争的军事统帅，在统一战线、经济建设、党的建设方面也作出了显著贡献。

(一)朱德与红军长征

朱德作为政治局委员、军事委员会、红军总司令，是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中唯一经历了长征全过程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朱德对长征的贡献主要是：“在军事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长征做出了重大贡献；对红军摆脱‘左’倾军事错误、重新确立正确领导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张国焘活动进行了坚决而有效的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对红军三大主力实现在西北大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7]梅羽还指出，最早提出“长征”一词的不是，而是“1935年5月底，朱德在四川省冕宁县，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就有一句‘红军万里长征’——已被史学专家证实是‘长征’一词首次出现。”[28]有的学者则从其他方面研究了朱德对长征的贡献。施亚利就认为，“在长征过程中，朱德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与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打击分化的宗教人士，对宗教问题作出了有益贡献。”[29]张军贤则研究了朱德早期(包括辛亥、云南、护国战争、战争等)对长征的重要影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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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早期让朱德“足迹遍及云贵川，为四渡赤水等战役提供条件;长期在滇军任职，对西南军阀了如指掌；对民生、民俗熟悉，能获取民众支持;早期军阀混战，熟练掌握战略战术，储备了长征指挥能力。”[30]

(二)朱德与张国焘主义

学者们普遍认为，在长征途中，朱德“同张国焘党、红军的错误行为的斗争，贡献重大。……临大节不辱，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行为；循循善诱，维护了红军团结；顾全大局，逆境中积极行使职权，保存了红军力量；审时度势，团结力量促张国焘北上。”[31]马丽也认为，1935年到1936年间，朱德“与张国焘在‘南下与北上’、‘团结与’、‘力阻西进促会师’三方面进行了针锋

相对、有勇有谋的斗争”[32]

尹家民就认为，朱德“之

所以能取得反主义的胜利，在于他采取的方式方法——以理服人，讲斗争、讲团结，规劝、制约、警告张国焘使其不敢在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做得太绝。”[33]曹晋杰也认为：“朱德在反对张国焘活动中具有高超的斗争艺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的结合，……斗争特点是：不离开队伍、不背离原则、不激化矛盾、不放弃职责，有力地制约了张国焘。”[34]

(三)朱德与抗日战争

学者们普遍认为，“朱德的思想主张，为抗战时期党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形成、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党和人民的壮大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几乎参与了党所有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1.他提出在华北持久抗战、适时进行全国性战略、及早准备应对第三次高潮等具体建议；2.主张党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以马列主释宣传新三民主义；3.整风运动中巩固全党对的领袖地位认可；4.为解决边区的严重经济困难提出的许多经济对策促进了大生产运动和边区财政。”[35]抗战初期他就华北抗战前线，领导开辟根据地，发动部署以山西为中心的游击战，稳住了中国人民抗战局势。同时，朱德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施亚利、覃凤英就认为，朱德在“开展工作时注意吸取大时期的经验教训，认为上、下层都要做，特别是对那些有实力且愿意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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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实力派进行工作，……巩固、扩大统一战线。”[36]朱德对经济建设的贡献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高尚斌、杨梦丹就认为，1940年5月，朱德回到延安“一面指挥全国抗日战争，一面响应党、号召，参加、领导大生产运动，……提出倡导纺毛线运动、南泥湾屯田等，作出了重大贡献。”[37]

(四)朱德与战争

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战争中，朱德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参与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为胜利奠定了基础；受委托，打开晋察冀野战军进攻局面，对扭转战局起到关键作用；指导开创我军城市攻占范例；精心组织军工生产，为大规模阵地战、运动战提供物资；亲临华东前线，研讨‘钓大鱼’战术。”[38]有些学者研究了朱德在局部战争中的作用。陈丽芬、史就研究了朱德对晋察冀战区的贡献，指出朱德帮助“确立打大歼灭战战略;组建了晋察冀野战军及军区后勤部;提出‘勇敢加技术’的作战指导;充分动员地方党政军民一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研究制定作

战方案，取得保北、正太和石家庄等战役的胜利。”

[39]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朱德的某一战略思想。江泰然就认为朱德“对石家庄、长春等攻坚战所总结的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对壕作业、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等一系列攻坚战经验，对三大决战产生了重大影响。”[40]还有的学者研究了朱德土改运动贡献。王彦红、刘杉就认为，西柏坡时期，朱德除指挥军事斗争外，还“十分关注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他和刘少奇等一起组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彻底铲除了封建土地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领导区的人民群众推进土改运动，使广大农民获得土地;提出了一系列土改思想，使土改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为战争奠定了基础。”[41]

四、关于朱德领导新中国建设的研究

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朱德依然为新中国建设鞠躬尽瘁、昼夜操劳。

(一)朱德与国防现代化

作为人民总司令，朱德对国防现代化产生

了巨大影响。王安平、李智认为，朱德的贡献主要包括：“实行科学编制、正规化训练;发展军工生产、改善武器装备;组建新军兵种、提高合成作战能力;加强军校建设、提高素质等一系列现代化的国防军建设思想。”[42]刘祖爱、肖学祥也认为，朱德“提出的一系列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设想，以及进行的实践，对陆、海、空和装甲兵、炮兵等诸军兵种的建设和发展、对军事院校工作和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43]赵万须则归纳了朱德人民现代化建设思想，即“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保证;把现代化建设作为人民建设的战略目标;把正规化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和桥梁;把国防工业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把武器装备和干部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把提高诸军兵种战斗力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把树立科学思想观念作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先导。”[44]有的学者研究了朱德的军事教育思想。敖天颖认为，朱德“重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张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开展军事教育;注重树立尊重普通士兵、普通民众的新英雄主义观。……并开展了一系列军事教育，把军建成了强大战斗力的‘威武之师’。”[45]

(二)朱德与纪检工作

朱德是第一任中纪委，任期五年。学者普遍认为朱德为我国的纪检工作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王谦就认为，朱德任职五年里，“为加强党纪、党规、党风作出了重大贡献，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对克服党内纪律松弛现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46]张浩则认为，朱德对纪检工作的贡献是：“完善纪检机构、制度建设；明确加强思想教育、纪律教育工作；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维护纪律严肃性；一视同仁、维护党的纪律统一性；发挥、人民群众

监督作用。”[47]随着研究的深入，有的学者指出，朱

德“提出的发现问题，就要及时处理、随时总结经验并在党刊上或报纸上公布，要特别注意对高级干部的监察，要有力地开展防止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要加强群众的监督等具体主张”[48]，这些都对今天的纪检工作具有启示意义。

(三)朱德与经济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对经济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思考，为国民经济建设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但是，学术界相对忽略，研究不够，经济思想的论文“寥若辰星、屈指可数。”[49]当然，也还是有一些精品问世。如王晓丹就研究并指出，朱德经济建设思想具体包括“尽快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经济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发展工业要重轻并举、军民结合，并重视发展地方工业，要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并重视副业生产，重视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积极扩大对外贸易。”[50]为发展经济，朱德还充分利用一切条件，还亲自指导地方经济发展，就研究了朱德与陕西经济，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就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多种经营是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注意发展手工业是陕西发展的长久之计;发展和扩大对外贸易是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出路;技术革新是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正确处理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关系是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特点。”[51]

(四)朱德与“”

有关朱德在“”期间的研究文章很少，主要都是一些回忆文章，比如《朱德年谱》(文献研究室)、《朱总风范永存我心》(康克清)、《不尽的思念》(江渭清)、《朱德之德》(萧克)、《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宋任穷)等。学者们普遍认为，1966年开始的“”使朱德遭到诬陷与攻击。洪波认为，朱德受到林彪、反集团的，“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日子里，朱德顾全大局，坚持同林彪、反集团进行斗争，……迎着狂风暴雨，艰难地度过了他生命旅程中最后的岁月。”[52]学者们更是对朱德的表达了崇敬之情，认为，“面对林彪、、康生一伙的攻击和诬陷，朱德始终泰然处之。……即使在期间，朱德也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经常到工厂、农村中去走一走，看一看。……直到他1976年7月逝世。”[53]表现了朱德乐观主义精神。

五、关于朱德精神和朱德其他方面的研究

正如在朱德诞辰12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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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要追思和学习“朱德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鞠躬尽瘁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开拓前进。”[]近十年来，学者们对朱德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一)朱德与朱德精神

朱德精神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学者们普遍认为，朱德为了我党、我军，以及中华民族事业所体现出的坚持到底的精神树立了丰碑。“其卓著的功勋背后有着伟大的人格魅力支持着他。朱德的人格魅力被后人称为朱德精神，……在他身上几乎体现出了一个优秀中国人的全部精神，其勤奋好学，勤俭节约，不骄不躁，克己奉公，爱护士兵，关心群众，宽厚隐忍，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家和人民。”[55]李慧就指出，朱德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自己没有亲人留下物质财富，却给国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刘国新也认为，“朱德的品格风范在我们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是一笔

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56]

王安嫱、王锋则认为，朱

德是“‘红色品德’的化身，他在泸州的活动，不仅表现出了卓著的功勋而且也表现出了崇高的人格

品德和高风亮节。”[57]

显然，朱德精神已经被提出，并

被广泛接受。

(二)朱德与地方精神

从朱德对地方精神的形成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蔡富强研究了朱德与井冈山精神的形成，认为正是朱德“磨炼出来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精神成为井冈山精神形成的重要因素。”[58]高尚斌、杨梦丹则指出，在朱德领导下，“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发建设中发扬了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奋勇争先，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的‘南泥湾精神’。……在延安时期，南泥湾精神是朱德亲手培育的。”[59]张铁锁在其《朱德与太行精神》一文中指出，“朱德建立的不朽的功勋……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永远在山西人民的心中。”[60]唐顺明也认为，朱德自身所具有的艰苦奋斗、永葆本色的精神为云南人民加快建设、加快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朱德与传统文化58

刘海静认为，朱德的文化思想包括“一是强调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二是重视科技和教育;三是强调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四是主张在自力更

生的基础上发展国际文化交往。”[61]

石保山认为，朱

德“从乐观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三个方面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弘扬，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同时又融入了丰富的时代内涵。”[62]唐瑞智研究了朱德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认为“纵观朱德同志的一生，爱国主义思想无不贯穿其中，也正是长期以来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驱使和救国救民的强烈使命感、高度责任感的鞭策成就了其伟大的一生。”[63]马喜春、于伟峰则认为，“朱德的荣辱观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核心；艰苦奋斗是特色；团结友爱、实事求是、注重科学技术、遵守纪律是内容；谦虚谨慎

是基本点。”[]戴建忠则研究了朱德的民主思想，指

出，“朱德民主思想是朱德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生发的有关自由、平等、权利、法治、正义等的观念、意识和制度思考的总和。”[65]陈旸则认为，朱德的一生“坚持党的团结，坚持团结，坚持团结党外人士，他团结范

围之广、态度之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典范。”

[66]

(四)朱德与体育思想

有些学者研究了朱德的体育思想，认为朱德一生热爱体育运动，是我国体育运动的奠基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支持“体育与军事运动相结合、体育与生产运动相结合、普遍发展群众体育运动和创建体育组织。”[67]陈红竹也认为，“朱德的体育思想从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形成阶段到成熟阶段，经历了朴素爱国体育思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富国强兵体育思想、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体育观、社会主义国家体育思想四个发展历程。”[68]李育刚则研究了抗战时期朱德的体育思想，认为“在抗战时期，朱德倡导体育，扶持根据地体育运动，把体育运动与增强军民体魄联系在一起，与取得战争、胜利联系在一起。……所提倡的体育军事化、社会化及经常化成为抗战的宝贵财富。”[69]

当然还有很多学者从其他方面对朱德进行了深入研究，整体呈现研究深入、成果突出的良好态

势。但是，依然与朱德的贡献不相称，相较于对、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家更是不够。正如窦春芳列出的“井冈山会师的时间、会师后的的名称及编制情况?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是谁创造的?‘朱德扁担’故事的争论?”

[70]

井冈

山争议中的三个，就是很好的研究朱德的着眼点，当然还包括其他方面，比如是不是朱德第一次明确提出万里长征的？朱德是什么时候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朱德对炉霍会议的贡献有那些？朱德对思想的贡献有哪些？等等一些列问题，都需要学界同仁共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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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小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