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

《文化、权力与国家 :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

《文化、权力与国家 :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9）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精心力作。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因其视角独特，见解深刻，该书被选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通读全书，本人有以下几个方面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力图考察和分析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在这一概念构架下，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被展现出来，并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耸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二、关于“经纪统治”

清末的乡村社会，国家政治实际上通过某种代理人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管理的。在这种“经纪统治”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形成了两种类型的经纪人：保护型和赢利型。乡村精英则往往充当起保护型经纪人的角色，在国家政治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实际发挥着对乡村社会的保护作用。底层胥吏则往往借助自身特殊的地位成为赢利型经纪人，但不能视为正统权威之母体的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伴随着国家政权深入而出现的赢利型经纪的再生及延伸极大地损害了政权在人们以上中的合法地位。

三、关于“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作者还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叫做国家政权内卷化，最早提出内卷化的是吉尔茨，他所提出的是农业内卷化，是指农业发展实质上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杜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认为，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榨取要大于对乡村的控制。他认为那个时候的华北农村的发展其实是没有发展增长，财政收入是在增长，但国家政权在乡村的发展实质上是停滞不前的，甚至在倒退。

四、关于乡村精英的逃离在国家权力的深入，战乱以及经济状况恶化等因素联合作用下，有声望的乡村精英不是逃离村庄，便是由富变穷，那种名副其实的保护人在逐渐减少。到了20世纪30年代，富有而有声望的人在经济中的领导作用日渐减弱，其在政治中的作用更是如此。

五、部分结论

政权未能有效地利用并发展旧有的信仰及权威，未能成功地找到一种使乡村领袖和国家政权合法化的传统文化网络的可靠替代物。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现代化的国家政权财政需求过快，这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而它利用传统的记得型经纪来征收财税，只能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这方面，战争的破坏力变不容忽视。

大部分民众并不像乡村精英那样欢迎国家对宗教活动的干预，他们常常采取激烈行动来反对没收宗教财产和宗教组织。尽管不那么明显，但对乡村宗教的三十抵补严重地影响了乡村大众同乡村领袖以及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解散庙会（香会）不仅削弱了乡村民众与乡村精英之间的关系，而且疏远了民众同国家政权之间的联系。尽管精英领袖在新生的民族国家政权中找到了新的通往权力及厨房的途径，但对乡村大众来说却并非如此。对大众来讲，宗教生活比行政职务、机制和新式学校（上学的大多是精英们的子女）更为迫切和重要。同时，在大多数村民看来，新的领导机构并不是全心全意为乡村谋利益，它们有时甚至同村民作对。最使村民难以忍受的是各级政权机构的重重摊款，它们不断地向村庄榨取，却从未给乡村带回什么“现代化”的好处。

乡村中的政权内卷化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赢得型经纪的增生，而赢利型经纪的增生则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在这种环境下，传统村庄领袖不断地赢利型经纪所取代，村民们称其为“土豪”、“无赖”、“恶霸”。这批人无处不在，影响极坏。

进一步探索国家政权内卷化与之间的直接关系，我们便不得不改变过去对党的一些看法。例如，过去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国家政权的衰弱是发生的前提。而国家政权内卷化则认为，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亦会导致自身的和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