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关于投资与经济发展的思考

——理事、国家信息中心 胡少维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产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投资规模的大小，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的强弱，投资率和投资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的快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力贡献密不可分，但我国每一次经济的大起大落，也都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也日益迫切。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化解可能出现的矛盾，目前的投资机制和增长模式急需改变，其中的关键是要提高投资效率，调整投资方向，不仅能够促进当前经济增长，更要为长期的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一、投资对经济发展具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

根据投入产出原理，各种最终需求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诱发程度可以用生产诱发系数加以测量。这个系数表示某一项单位最终需求所诱发的各部门的生产额，生产诱发系数越大，它的生产波及效果越明显。从我国1997年投入产出表看出，在各项最终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大。1997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每增加1亿元，可以带动全社会总产出增加2.436亿元，诱发比例在最终支出项中居第一位。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对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十分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本形成年均增长（1979—2004年，现价，下同）16.9%，快于同期国内支出法生产总值年均增速1.72个百分点。1979—2004年，固定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11年超过40%。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支出法生产总值与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速曲线（见下图）看，固定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周期有趋同性，虽然两者之间的曲线不完全一致，但是它们的变化趋势和波动周期却基本相同。这一定程度上表明，投资的起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幅的高低，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较高的线形正相关关系。当然，这种拉动作用也是有局限性的，要受到除固定资产投资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这是由于GDP所包含的内容比固定资产投资的内容要多得多。

同样，投资结构的多样化也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加深，投资面逐步扩大，投资结构也日趋合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另外，投资主体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事实上，作为影响经济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双重效用，它既能增加生产能力，又对生产构成需求，即兼有供给效应和需

求效应。短期内，投资主要是作为一种需求来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从长远来看，投资供给效应的作用更明显。从生产的角度看，投资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活动，通过投资建设可以直接创造工业、建筑业等其它相关产业的增加值，使其成为当期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即通过供给效应对经济产生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增加投资，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和效益，为社会提供新的产品和劳务，最终使生产总值增加。同时利用其多级传递和扩散的特点，引起一系列与之相关产业供给的相应增加，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从使用角度看，投资又是对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由于投资增加使社会有效需求相应增加，从而对国民经济起着拉动作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构成对其他产业的需求，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有关经验数据显示，每百元投资中，大约有30%--40%左右的投资转化为消费资金，促进了消费品生产发展和市场繁荣。可以说，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拉动了以投资品类为主体的重工业发展，也带动了以消费品类为主体的轻工业生产的高速增长，带动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市场的繁荣活跃。正是由于投资的这种双重效应，投资不但影响着当年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以后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决定经济增幅高低、波动大小的最主要因素。

二、保持较高的投资率：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

根据经济发展理论，投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如罗斯托（W.Rostow）把生产性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5%增加到10%以上，作为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刘易斯(W〃Lewis)也认为“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占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过程。纵观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必须要有较高的投资率，高投资率对应高增长是一条规律。1986—1995年，泰国和新加坡的平均投资率高达39%和37%，同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最高的，分别达到9.4%和8.2%。就连主要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美国也是如此，美国1984年的投资率为21%，是近20多年最高的，与其对应的经济增长速度高达6.7%，也是20多年中的最高速度。

2004年，我国固定资本形成率达到43.8%，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更是达到了51.5%，投资率偏高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我们认为，我国当前投资率高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一是作为亚太地区的国家和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我国传统上存在重储蓄、轻消费的倾向。1960年至2002年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3.8%，储蓄率平均为23.8%；而亚太地区平均储蓄率为32.3%，比世界平均高出8.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因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的投资率比世界高是比较自然的。二是我国低成本等竞争优势对外国资本保持较高的吸引力，每年实际净流入我国的外资因素也促使了我国投资率的提高。三是国际经验表明，许

多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5年的平均投资率大体上比前5年的投资率高到3—4个百分点，我国2002年人均GDP1000美元左右，当年的投资率为41.4%。

展望未来，鉴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面对的现实矛盾，投资率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其原因在于：

一是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从一国实现工业化进程看，我国已经结束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正开始步入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同时，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正朝着人均GDP3000美元的目标迈进，这意味着我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根据国际经验，在各国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在工业化初期投资率一般较低，在工业化中级阶段，投资率会不断上升，到了工业化后期，投资率会呈下降趋势，这就是投资率的变化随工业化进程变化呈一条“倒U”型曲线规律。目前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投资率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同时根据一些学者研究，在我国，城市化与投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相关系数高达0.84，计量分析发现，现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投资率可上升0.88个百分点。未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会明显加快，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会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迅速上升，小城镇的兴起和大中城市的扩张又必然导致基础设施的大量增加，这也使投资率很难下降下来。

二是促进和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内的重大战略任务。20多年来，就业与经济增长虽然有时互相甚至互相矛盾，但从总体上看，它们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促进的。尽管目前就业弹性下降，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只能拉动70万人左右就业，但从长远和大局来说，就业和增长的关系是基本协调、互相促进的。保持目前这样的就业水平离不开经济增长的支撑，如果一旦经济下滑，这种水平就难以维持了。因此，促进就业的根本和关键是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而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仍将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意味着不能忽视要素投入的重要性，盲目追求投资率的大幅下降是不现实的。

三是我国储蓄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高储蓄率不仅为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压力，内在地要求形成更多的投资，以避免因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而导致总产出水平的下降和银行运行出现问题。有了充足的资金供给，加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存在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在外部条件对投资率构成了压力。尽管目前国家倡导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但这些理念的落实是需要时间的，现实中的矛盾与问题也不可能很快解决，对投资的强烈渴求一时也难以得到真正缓解。

三、投资效率不高：投资与经济发展中的顽症

如果说我国投资率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并不是说目前这么高的投资率是合适的，只是说其中有合理的成分）还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投资效率低下则是影响投资及经济健康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其实，投资效率低下也是造成

目前我国投资率畸高的重要原因，因为投资效率低下，要取得一定的投资效果，必然要求投入更多的资本，从而导致了高投资率。

关于我国投资效率低下的现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一是投资效果系数低下。投资效果系数即一定时期内单位投资量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量。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单位投资量产生的GDP增量越大，表明投资的宏观效率越高；反之，单位投资量产生的GDP增量越小，表明投资的宏观效率越低。2004年，我国1元投资仅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276元，比1981年下降了0.08元，对1981—2004年投资效果系数简单平均，也仅为0.415，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二是资本生产率来逐步走低。若将资本生产率定义为一定时期内单位资本存量创造的产出(GDP)。根据有关专家的测算，资本生产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而且从1995年开始我国资本生产率出现持续下滑的势头。 三是增量资本产出率有走高的趋势。增量资本产出率就是实际经济增长率除投资比率，其数值越小，表明投资效率越好。80年代以来，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除“八五期间”有所下降外，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九五”期间达到了4.3，2001—2004年达到了5.2，特别是2004年更是达到了5.42。按照2001－2004年的平均值，中国将GDP的45.3%用于投资，实现了8.7%的增长率，也就是说，要提高1%的增长率，就必须实施相当于GDP5.2%的新增投资。目前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明显高于日本、韩国和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量资本产出率。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增长率尽管达到了超过目前中国的10.2%，但投资比率只有32.6%，在此情况下，增量资本产出率也很低，只有3.2。80年代的韩国和也是如此，增量资本产出率分别为3.2和2.7，远远低于90年代以后的中国（详见下表）。

表1、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韩国及地区的比较

中国 时间段 全社会投资占GDP的比率（%）1 82--85 24.82 86—90 28.39 91—95 33.92 96—00 35.45 01—04 45.27 1961—1970 32.6 1981—1990 29.6 1981—1990 21.9 GDP增长2 增量资本产出率1/2 10.71 2.32 7.87 3.61 12.00 2.83 8.27 4.28 8.7 5.21 10.2 3.2 9.2 3.2 8.0 2.7 日本 韩国 四是中间投入使用效率不高。2000年投入产出表显示，2000年中间投入占总投入的60.14%，反过来说，所有部门的增加值率只有35.86%，这是非常低的。其中，第一产业2000年中间投入占总投入的42.2%，增加值率为57.8%，第二产

业2000年中间投入占总投入达到72%，增加值率只有28%，第三产业2000年中间投入占总投入的50.8%，增加值率为49.2%。与国际水平相比，增加值率明显偏低。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消费、净出口增长相对稳定时，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投资增长发挥了主要的拉动作用。然而，由于受资源和消费需求等的，投资增长速度也不能过快，超过了一定范围，投资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实际上，投资规模偏大、投资效率低下，已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或潜在的不利影响，比如：一是能源、环境压力增大，资源供给难以为继，生态环境也将不堪重负。2004年我国的GDP只占全世界的4%，但是消耗的原煤占世界的38%、钢材占27.4%、氧化铝占21.4%、水泥占45.8%，按汇率计算，我国资源生产率只相当于日本的二分之一、德国的六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能源利用率仅为33%。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8%，专家们测算，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经济发展的成本不断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二是导致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衡，可能会形成有增长无质量的窘态。三是增大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增速过猛与货币信贷投放偏多相互推动、互为因果。一方面，贷款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投资的高增长；另一方面，投资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了信贷规模的扩大。一旦市场需求变化，势必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银行呆坏账增加，金融风险加大，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影响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

四、改革：投资良性循环的基石

中国的投资效率为何低下？大家给出了许多答案，比如，国有企业在即使投资失败仍然能获得债务免除等软预算约束的情况下纷纷进行过度投资。各地方给予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很多优惠条件，人为地控制着投资成本。银行业没有起到把贷款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使资源投向高收益率项目的作用，而且，在融资中即使发生了不良债权，相关人员也几乎不承担什么责任。要素价格的管制，土地和资金的虚假低成本鼓励了过度投资和忽视效益的倾向。各种各样的“开发区”、“首长项目”、“面子工程”可以拿到廉价的土地，资金成本也被人为扭曲，由于个人投资渠道狭窄，储蓄资金流入以国有机构为主体的金融系统，储蓄者不得不接受官定的低利率，不得不面对资本市场上股票供给所形成的高价格和低回报，廉价资金支持下企业盲目扩张而较少考虑综合效率。特别是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事实上存在的将“GDP”作为政绩考核标准，地方主要就是拿投资来做文章。从理论上讲，高质量、有效益的投资实际上要市场导向型，符合市场运作规律。但的投资或者说主导下的投资必然是领导人利益导向型。由于这两种导向和这两个规律几乎完全不一样，所以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投入产出率都非常低。

实际上，传统模式的经久不衰，投资效率的不断走低，在于它深厚的制度根基。只要这个制度基础存在一天，中国经济就摆脱不了单纯追求速度的取向，就

只能是拼投资，拼资源消耗，增长模式的转变也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传统增长模式制度基础的核心是主导资源的配臵，特别是生产要素如土地、人才和资金的配臵。作为非赢利机构，配臵资源不可能也不应该以利润或者效率最大化为目标，自身的激励机制决定了它追求的是规模和速度。由于经济的表现往往是政绩中的最重要一项，各级无不以GDP增长为硬指标。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对规模的偏好，还来自于规模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规模越大，个人可以支配的资源就越多，而可支配资源越多，个人的收入就越高。 铲除传统增长模式不断复制的制度基础，关键在于职能的转变，退出经济、退出市场，集中精力推动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惟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投资、经济实现良性循环也才有基础。

事实上，要想提高投资效率，必须妥善处理好由于投资活动而引起的各方面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目前，由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单位利益而盲目投资的情况屡见不鲜。如何解决？除了在投资的责、权、利方面要一致，并切实落实到每个投资主体外，改革是重要的一环，因为一些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往往与某些领导人的本位主义、权势思想有关，甚至不排除个别想借以搞权钱交易，因此，深化投资改革必须与机构改革，公务员反腐倡廉等有机结合起来。

五、加大“软”投资的力度：经济发展对投资提出的要求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增长方式同东亚模式十分相似，这一模式以高储蓄、高投入、高增长为特征。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发现，中国70%以上的经济增长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相反，生产效率的改善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且，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投资效率的边际贡献已经进入了一个下降通道。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把储蓄率和投资率对经济起飞的影响看得极为重要。在经典的“索罗模型”中，只要保证资本的积累，所有国家无论其初始的人均收入存在多大差异，都最终会趋于收敛。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二次大战后传统发展经济学中五花八门的发展战略的倡导者，以及推行形形色色赶超战略的实践者们，都把促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在实践中，往往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为了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这些国家或地区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为地扶持一两个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先发展。但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后来大都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结构失衡和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困境之中，部分国家直至今日仍陷于原经济的桎梏之中而无法自拔。而新增长理论的观点是，一个经济系统要产生持续的增长，就必须要克服回报递减，实现要素回报的递增，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寻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动机，那就是发明和创新。

国际经验证明，单纯依靠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具备可持续性，投资率或迟或早总要降下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投资率远远低于亚洲国家，如美国的投资率常年稳定在15%左右。显见，可持续增长靠的不是投资，而是技术进步。

2005年，全国经济增长保持稳定、持续态势，但我国经济增长的两个核心或引擎——珠三角与长三角，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减缓现象，意味着以其为中心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面临着经济增长极限的困境，隐藏在背后的是中国以投资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呈现出制约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必须注重经济的增长质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发明的产生和应用是需要资本和技能的投入的，一些国家至今仍处于贫困状态，与缺乏这两方面的投资有很大的关系。过去，大家一谈到投资时，自然而然地想到固定资产投资，而对科技方面投资却较少涉及，实际上，投资是一个广义概念，目前，我们急需扭转过去那种投资只盯着固定资产的固有思维，加大“软”投资力度，从而为固定资产投资效率提高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当然，发明创新投入的增加有赖于产权制度的完善和激励，如果比尔.盖茨对Windows NT的定价不能高于其边际成本，那他也就不会花费上亿美元来分明第一版。在我国，由于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的薄弱导致中国企业长期投资尤其是研发投资明显不足。因为新产品、新技术发明不久就被仿造，低价伪冒品泛滥，企业无法回收研发投资，失去创新的动力。同时，中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也制约了研发的开展，从事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的企业得不到风险基金和创业基金的有力支持。因此，为促进创新投资，首先要在制度、规则方面做出改进。

除此之外，加大智力或说人力资本投资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六、跳出投资看投资：促进投资与消费的协调

对于一国国民收入增长来说，并不是消费和投资的增长速度越快越好，规模越大越好。原因在于：在经济运行体系中，消费和投资作为两个不同质的经济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相关关系。同时，二者还保持各自特有的经济运行规律，即两种经济变量之间在增长速度和规模上保持适当的比例。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研究，我们可以推知，国民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的问题的实质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马克思在分析这一实现时，创造性的把社会再生产过程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部类和消费部类，也就是消费和投资在社会经济中的划分。这也成为分析社会总产品实现的前提条件，更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就必须是两大部类的经济活动遵循按比例原则进行。

目前，我国投资率不断攀高而消费率越来越低的现实，已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效益提高构成了阻力。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毕竟有较大部分要增加消费品供给，消费需求启动不利只会带来生产能力的更大过剩和产品的更多积压。如果

投资扩张缺少市场支撑，是难以持续的，投资效率的提高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谈投资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投资领域，要与消费结合起来。

人们常常把投资与消费对立起来，似乎增加消费就必须遏制投资。实际上，消费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条件或者说是与消费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因此，只有加大让大众受益而不是少数人受益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才能真正的刺激消费的增长，为协调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创造条件。未来，应当增加城市道路、地铁、高架轻轨、城市供水、供气、环保等方面的投资，以满足人民汽车、住房、旅游等消费需要。同时，加快城乡电网改造、通讯线路、公路、文教卫生等工程建设的投资，消除农村消费的障碍。

当前重要的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逐步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改变当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局面，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着力点，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投资与消费双拉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防止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完善消费，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增长。使投资和消费协调增长，为投资的可持续增长和投资效率的提高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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