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权力初探

宋孝宗权力初探

[摘要]在宋代皇权运作中，宋孝宗的权力是引人注目的。他的权力心理是长期处于“家”与“国”这一矛盾之间。在权力的实际运作之中这又主要体现在信任近习、用人不专和家国之间，壮志难酬。

[关键词]宋代 宋孝宗 权力

一、“家”与“国”之间：宋孝宗的权力心理

宋孝宗是在对金战争中登上皇位的。高宗的禅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金战争中的惨败与屈辱使自己的威信和受到沉重打击。面对朝廷愈演愈烈的主战呼声，高宗若继续坚持和议，难免有倒行逆施之嫌。在难以实现自己目标的情况下，高宗决定退位将残局留给孝宗，同时保持强大的决策权，以太上皇的权威干预孝宗的皇权。然而孝宗有非常强烈的“恢复”意识。绍兴三十一年，金军南下，两准失守，朝臣多主退避，但刚为太子不久的孝宗，“不胜其愤”，请求率军先行，此举立刻引起高宗的愤怒和猜忌。王府直讲史治告诫他这是违背“宗室不领兵”的祖宗家法，而且“危难之时，父子安可跬步相违”。孝宗这才“痛自悔改”，服从高宗。孝宗每次侍从同宗，“必力陈恢复大计”，得到的回答总是“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这样，孝宗强烈的恢复中原故土的愿望被太上皇的“和议”所压制，处处受到制约。

高宗为了控制孝宗，使之服从自己的权威，采取不少手段削弱孝宗的权力，特别是“尽孝”的观念灌输及相应措施。孝宗接受的教育是“孝者，自然之理，天地之所以大，万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灵，三纲五常之所以立；学而后知之。”孝宗继位后的第一个年号是“隆兴”，即“务隆绍兴之政”之意。这便是孝宗公开承诺服从高宗指导以尽“孝道”的承诺。定期朝见太上皇是重要的权力控制手段。孝宗原想一日一朝，但高宗不许；大臣建议一月五朝，高宗也不同意；最后决定是一月四朝。在朝见时，虽然高宗一再吩咐他，依家人之礼，在德寿宫门内下辇，但孝宗坚持在门外，认为“如宫门降辇，在臣子于君文，礼所当然，太上皇帝虽曲谕，朕端不敢。”即便是下雨天，孝宗也要徒步走过路上的泥淖而不乘辇入宫。孝宗的种种表现都反映出高宗对他施加的心理压力和他对太上皇的敬畏之心。毕竟，孝宗的入宫和继位都是高宗所决定的，顺从和“尽孝”是必须的，也是孝宗继位的现实要求。

二、宋孝宗权力的实际运作

第一，信任近习、用人不专。宋孝宗在用人问题上一直存在用人不专的现象，往往仓促行事，以至数月一更相，几日换执政。宰相，参知政事为辅佐重臣，本应任用才能出众且德高望重之人，但孝宗多选用平庸浮夸之辈宰执资历较浅，皇帝容易驾驭；一般任期又短，自然很难专权。此外，孝宗还十分注意在位宰执之间以相互制约。而对于政事，孝宗是“事无巨细，概呈御览，情无轻重，均由圣裁”造成“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门茸”以局面。而且孝宗还宠用近习。龙大渊、曾觌原为孝宗为藩王时的低级侍从。孝宗与他们不仅“觞咏唱酬，字而不名，”而且“罢宰相，易大将，待其言而后决。”孝宗之所以事必躬亲，信用近习，外朝大臣形同虚设，除了防止高宗朝权臣当道的情况出现之外，还与孝宗企图摆脱高宗对人事任用的干预，加强自身权力有关。高宗虽然禅位，但仍然操纵一定的人事任免权。在这种情况之下，孝宗自然不会轻信外朝大臣，处事恭谨而才能一般的平庸之辈以至让不同政见的大臣共同执政以控制他们。

第二，家国之间，壮志难酬。孝宗与高宗最根本的政治理念冲突便在于对金和战的问题上。孝宗在即位之初即任命主战之臣张浚为枢密使兼都督江淮军马，表示“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动摇。”宋军初战告捷但在符离溃败。宋孝宗耻于和议但又不得不和。金人愿意将君臣关系改为金叔宋侄，等于承认太上皇为兄。太上皇表示赞同，孝宗不得不宣布：“虏能以太上为兄，朕所喜者。朕意已定，正当因此兴起治功。”但是“隆兴和议”并不能使孝宗满意，攻取中原之志未尝熄灭，“常恨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及汉文景。”尽管他的战备工作卓有成效，但是由于太上皇的阻挠，终于难以施展抱负。时人皆云：“孝宗忧勤十闰，经营富强，将以雪耻，而屈于孝养，终于不敢北伐。”在太上皇的巨大压力之下，孝宗不得不把富国强兵计划屈从于满足太上皇的要求。

三、结语

从上述宋孝宗权力的心理与运作状况分析来看，孝宗一朝的皇权实际上是为二的。宋高宗虽然让出皇位，但却是紧握决策权的。孝宗虽然拥有皇位，却不得不以太上皇为重，被迫使自己的理想服从于“尽孝”。时人亦持有这种观念，乾道五年（1169年），一名士人与门徒伏阙请求参加同文馆考试被拒绝后，竟然到德寿宫请求太上皇干预。可见，孝宗个人所拥有权力是有限的，处处都要受到太上皇的制约。然而，此时作为一个体系的皇权相比于外朝大臣，仍是居高临下甚至是大大超越其上的，外朝没有出现一个权相便是最好的证明。相比于高宗时秦桧，宁宋时以韩仛胄等，孝宗朝的皇权又是加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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