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

思无邪，无邪乎?

——论《诗经》与周礼的冲突

马丽丽

（巢湖学院 中文系， 安徽 巢湖 238000）

摘 要：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对于“思无邪”的理解，后世研究者有多种说法，总的说来有三种主要的观点，一、思想纯正，没有邪曲 二、真实，不虚伪 三、具有劝善惩恶的伦理教化作用的发于内心的思想。对于纷纭的众说，本文从孔子的思想倾向方面把“思”理解为“符合孔子所崇尚的周礼的思想”，并在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诗经》中的爱情诗和政治讽刺诗进行具体分析，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探究《诗经》的思想内涵。本文所得出的结论是：《诗经》与周礼的确有很多冲突的地方，在爱情诗和政治讽刺诗这两方面表现最为明显。。

关键词：诗经 思无邪 周礼 冲突

The Thought is Innocent or Not ?

——Talking about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Ceremony of

Zhou Dynasty

Ma Lili

( Chinese department of Chaohu college , Chaihu Anhui 2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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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ongzi said that the Book of Songs, in a word, the thought is innocent. About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innocent thought. the researchers had many kinds of ides in the later ages. In general, there were three important opinions. The first is the thought is pure and not abnormal, The second is authentics and not hypocritical , The third is the thought from heart which has the function of pushing evil-doers and encouraging people to do good in ethics teaching. About the different ideas, In this article, we say that the thought is fit to the think of the ceremony in Zhou Dynasty which Kongzi upheld to, After all, the period in Kongzi’s life, the ceremony of Zhou still hold the important position. And, as a person praised highly of the ceremony of Zhou, all the thoughts of his can’t leave the ceremony, From this, the saying of Kongzi is taking a part for the whole. In this article, we choose the love poems and the satirical poems of politics, combine the ceremony of serving emperor and marriage, to talk about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m one by one. After analyzing, we can see the conflicts clearly. And then, we can obtain a result: not every sheet is innocent in the Book of songs.

Keywords: the book of songs；the innocent thought；the ceremony of zhou dynasty； conflicts.

前 言

关于“思无邪”的研究，历来有很多人。郑玄、孔颖达、朱熹把“思”解释为思想。后世也有很多文人学者继承了这一观点。还有的学者把“思”理解为语气助词，没有意义；理解为思想纯真的也不乏其人。大致来说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思想纯正，没有邪曲。二、真实，不虚伪。三、具有劝善惩恶的伦理教化作用的发于内心的思想。我选择这一论题就是为了进一步探究《诗经》的思想内涵，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本文浅显的分析和讨论，能够使《诗经》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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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内涵更加明确。

一、历代《诗经》研究者眼中的“思无邪”

关于诗经的研究，自孔子始，从未间断，较有成就的有三家，《毛诗郑笺》、《毛诗正义》、《诗集传》。在《论语·为政》中，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1](P14)“思无邪”一语，本来是出自《诗经·鲁颂·羽》：“思无邪，思马斯徂。”孔子把它拿过来用来评《诗经》。对于“思无邪”的理解有很多种，魏何晏《论语注疏》引东汉包咸语曰：“归于正。”[2](P14)后人因为包咸的这句话，以为“思无邪”就是“思想纯正”的意思。宋代邢昺《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今人杨伯峻《论语译注》等权威注本都沿用了这一观点。但是运用这一观点来评价《诗经》时，却又有许多不合之处，具体来说，大致有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诗经》既然是孔子删定的，应该每篇都是思想纯正的，没有邪曲之说。东汉至隋唐的那些经学家们大都坚信这一点，直到南宋的张戒，也还是坚持这一观点 。孔子删诗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也不必去管它了，这种说法本身就明显得不符合《诗经》的实际情况，《诗经》是一部全方位、多角度反映周代500年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文艺作品，它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驳杂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其中有《十月之交》、《巷伯》、《节南山》一类言辞非常激烈、嫉恶如仇的诗篇，也有像《新台》、《墙有茨》、《相鼠》、《株林》之类讥刺嘲讽、嬉笑怒骂的篇目，更有大量的男欢女爱、幽会私奔的情歌的咏唱，这些篇章在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3](P157)的孔子的眼里应该是“有邪”的了。孔子本人就曾明确指出“郑声淫”，进而高呼“放郑声”。 [4] (P211)怎么会肯定它们为“思想纯正”呢？可见，以“思无邪”总括《诗经》所有诗篇的思想内容实为孔子所不取。

第二种说法最早见于朱熹《论语集注》引程颐的话：“思无邪者，诚也。”[5](P127)“诚”意思是诚正、信实，也就是真实，是与虚伪、虚妄相对立的价值判断。程子以为《诗》三百的所有诗篇全是诗人真实情感的流露和抒发，这在文学批评史上可以算得上是极有价值的见解了，它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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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道出了《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实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孔子，都难以达到这种认识水平。

第三种说法的提出者也是朱熹，他在《诗集传序》中说：“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6](P1)在大胆公开地承认《诗》“有邪”的基础上，朱熹又对孔子“思无邪”说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他认为“无邪”之作和“有邪”之作共同担当起了“劝善惩恶”的伦理教化作用，其最终的目的在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7](P2)朱熹以作诗、编诗人的动机为出发点揭示《诗》三百内蕴的伦理导向，这在方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他对孔子生活的社会背景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也不能真正认识到孔子“思无邪”真正的思想内涵。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孔子“思无邪”的说法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他们认为所谓的“淫奔之诗”和讥讽笑骂之作都在“无邪”的涵盖下，“有邪”的不过是怪、力、乱、神而已。甚至还有人把“思无邪”理解为评论一切诗歌的审美标准，等等。

二、“思无邪”之思

我们把“思无邪”释为“符合孔子所推崇的周礼的思想。”孔子是周礼的推崇者、传播者，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8](P104)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总是以礼来严格要求自己，他的生活起居、待人接物都有着个人的显著特征，这就是恭谨、讲礼。冬夏早晚的穿衣，必按一定的规矩，“君子不以绀诹饰，红紫不以亵服。当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丧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9](P131-132)居家进食，也很讲究。定时进餐，定量进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10](P134)在生活起居上，“席不正，不坐”、“食不语，

[11](P135)参加地方上的活动，[12](P136)寝不言”。特别尊重乡中老者，“乡人饮酒，杖者出 ，斯出矣”。

对国君，孔子表现得特别恭敬，“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君命召，不俟驾行矣”。[13](P137-138)这些都说明孔子“事君，能致其身”。[14](P8)孔子不仅以礼严格要求自己，也教导他的学生要“克己复礼”、[15](P157)不学礼，无以立”、[16](P230)“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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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于礼，远耻辱也”。[17](P10)他的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孔子一生最服膺的人物是周公，“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18](P85)说明他平日对周公常常魂牵梦绕，周公的礼治思想，敬天、明德、保民思想，对孔子一生影响极大。孔子一生都把继承周代礼乐文化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为此付出了毕生精力。对于周礼覆盖下的文化地域也即王化之地的文化，孔子非常看重，而对于那些在他认为不入主流的文化如郑卫之音，他一般持否定态度。他既然说“郑声淫”，那么，《诗》

三百中就应该有与周礼相冲突的地方。“一言以蔽之”过于以偏概全。

三、《诗经》与周礼中的事君婚嫁礼

鲁迅说“诗三百中不全是后儒所说的‘忿而不戾，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止乎礼义’的作品，因为《风》《雅》中还有不少‘激楚之言，奔放之词’。这类作品与所谓的‘止乎礼义’的作品是不相合拍的。”[19](P356)连鲁迅也这样认为，那么这种冲突就是必然存在的。我们就选取爱情诗和政治讽刺诗这两个方面来探究一下《诗经》中与周礼相冲突的思想表现。我们知道在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一切都要按周礼进行，事君、孝亲、婚丧嫁娶、祭祀祖先，都有一套严格的礼仪来执行。那个时候的人奉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准则，女子要“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20](P1622)高低贵贱都分的一清二楚，周礼压抑人的个性，人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饮食，男女，欲存焉”。[21](P6)（《礼记·礼运》）这句话表明了礼对情作了一定的承认，但是，周代的礼在本质上是人的感情的、否定情感的。以周礼来看，欲望的发展就会败坏礼的“度”，对情欲的放纵，也会损害礼，从而将礼与情对立起来，维护礼，乃至反对情欲。为了更有利于礼的秩序的稳定，周代的统治思想从各个方面对情欲进行、约束、改造。《礼记·礼运》云：“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冶人情，故人情者，圣主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22](P709)这样得出的结果就是使人的感情成为只会生长合乎礼义的思想、原则和情欲的圣人的土壤了。在周代，由于礼的无所不在的制约作用，人们的性格、情感都不同程度地带有礼的规定性。西周的成康盛世也就不用说了，西周中期到春秋之际，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依然是礼的思想和礼的规范。尽管礼的某些规定、制度已经发生动摇、崩坏，但是礼的思想仍然顽强的控制着人们的头脑、人们的行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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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入主中原到春秋中期的几百年间，礼的作用非常强大。礼成为凌驾于人们之上的精神力量。它规定人们的个性，为了礼的理想与礼的秩序，它否定人们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排斥一切同物质享受相关联的情感，而且把人的意志、愿望、爱好，统统地纳入自己的规范之中。于是，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在贵族之间，他们的情感无时不受礼的约束与排斥，只有在礼的定性中“才能获得‘深沉的爱’，才能获得信任，达到‘心心相印’”。[23](P93)（《诗经论略》）人们的感情、追求，应当从属于礼，否则就会被视为是丑恶的、罪孽的，应当受到社会的甚至当事人自己的排斥与否定。在礼的思想看来，人们世俗感情是无足轻重的，唯有礼的宗旨是至高无上的。周代的礼还具有严格的等级性，他们的等级名分是通过土地分封而形成的。他们对财产和政治地位的最初获得，都来源于君主的恩赐。在经济上，他们要朝贡；政治上，“出纳王命”充当“王之喉舌”（《大雅·蒸民》）“我无心，是故事心者，君为我心。制不在我”。[24](P278)（《国语·晋语》）臣就该像木偶一样无知无欲、以君主的意志为转移，完全受制于君主，唯君命是从。“吾闻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君立臣从，何贰之有？”[25](256)（《国语·晋语》）不管君命是否正确，只要是出自君主之口，就要全力去做。在执行君命的时候，他们说：“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唯力是视。”[26](P209)（《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他不允许有任何个人的意志和利益。他们永远只能在君主的意志和利益中见出个人的意志和利益，而由于社会阶级的不同为了防止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周代的礼要求卑事尊、贱事贵、少事长，所谓“君义，臣行；父慈，字孝；兄爱，弟敬”[27](P12)（《左传·隐公三年》）等行为规范也应运而生，卑贱的一方破坏这些规定，便被成为逆举。人们因维护自己的家庭、爱情、生死的时候，如果妨碍到了君主私欲的发泄，或是因此而伤害到了君主，他们就会被视为“以勇犯上”的人。如果一旦被加上这个罪名，生的时候要受到社会的谴责，死了之后也不准供奉在家庙中。因此而成为让人们极为恐惧的孤魂野鬼。

对于婚姻和爱情，在《诗经》的那个年代，也是有严格规定的，在王化统治的地域里的青年男女是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情自由的，相反地是受到压制和阻挠，而被压制的又是女性占多数，“在《诗经》时代，男女爱情虽不像后世那样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压制，但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了”。[28](P60)（《中国文学史》）从而不难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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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被人们认为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明媒正娶仍然被视为男女婚嫁所必须遵循的婚姻法则，并在社会婚姻中处于主导地位。周代的婚姻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是巩固血缘势力的关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聘婚“反映的是一种在周礼的规约下的正统社会生活，它所强调的不是婚姻当事人的爱情，它所突出的只是社会对婚姻本身的意愿和期待”。[29](P14)伦理和政治的意义大于任何其他意义，而这也正是大量弃妇诗产生的根源之一。不论是“吁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卫风·氓》）的忠告；还是“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邶风·柏舟》）的誓言，以及“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郑风·将仲子》）的无奈，都反映出此种婚姻制度的种种弊端与不足，有待于后人思考与改善。相对于下层社会，上层社会的青年男女根本没有什么婚恋自由可言，更谈不上什么爱情，他们的婚姻往往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婚姻被赋予“合二姓之好” [30](P1618)（《礼记·昏义》）的使命之后，周礼中的妇德就围绕着这个中心，在婚姻中发挥作用。《诗经》时代的女子，没有任何自由选择的权利，在周礼的规定下，她们必须遵从妇德，“多子、与夫和、无才、顺从、美貌和稳重等等，这些妇德在婚姻中非常重要”。[31](P40)《礼记·昏义》云：“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32](P1620)可见“人间最早的规则是出现在夫妇之间。夫妇之礼先于父子之礼，先于君臣之礼。而男女有别又是一切礼之根本。女子必须遵从妇德，她们应该保有为人妻为人母所应具的品性，其角色只能附庸在夫和夫的家族之下”。[33](P41)“顺从”可以说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最欣赏的“品德”，一是要对夫家顺从，二是要对自己的父母兄长顺从，《周南·桃夭》中反复强调“宜其室家”，提醒新娘子要顺从的对待大家；《小雅·斯干》中也提到“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贻罹”，要求女子从小就要顺从父母。另外，《诗经》中还有一些表现渴望追求婚恋自由的诗篇，也反映了当时女子不能自由恋爱、要顺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否则就会被视为“淫奔”，有辱妇德。

不管是事君还是婚嫁，在周礼的规定下人们总是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自由。但是，《诗经》中的许多主人公为了自己的自由作出了反抗。《诗》三百并不是每一篇都符合周礼的，毕竟在那个时代，周王朝的礼乐文化不可能全部渗透到各个部族的文化当中去，有一部分与周礼相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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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是很自然的。从以上对一些周礼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周礼的许多不合理性，许多内容都是压抑人的本性的，既然《诗经》是包括风、雅、颂的，有一部分内容是争取自由的呼喊。其次，由于周礼的过分，不但扭曲了人的性格，而且扭曲了人的情感。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一方面它会有利于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和阶级利益，另一方面它又会引起一部分人的不满和反抗。高压下的沉默就如火山爆发前的死寂，如果一旦喷薄而出，将会让人叹为观止。而在这些反抗中，爱情的呼声最高，其次昏庸的君主苛刻的压制、剥削，使整个国家民不聊生，使人民怨声载道，它们渴望美好的生活，他们希望通过他们自己的讥讽、怒骂能够唤醒统治者的良知。接下来我们就主要从爱情诗和政治讽刺诗这两个大方面来分析《诗经》“有邪”的思想表现：

（一） 爱情诗——荆棘丛中绽放的玫瑰

“在全部《诗经》中，恋歌可以说是最晶莹的圆珠圭璧；假如有人将这些恋歌

从《诗经》中都删去了，——像一部分宋儒、清儒之所主张者——则《诗经》究竟还成否一部最动人的古代诗歌选集都是一个问题了。这些恋歌杂于许多的民歌、贵族乐歌以及诗人忧时之作中，譬若客室里挂了一盏亮晶晶的明灯，又若蛛网上缀了许多露珠，为朝阳的进光所照射一样。他们的光辉竟照得全部的《诗经》都金碧辉煌，光彩眩目起来。他们不是忧国者的悲歌，他们不是欢宴者的讴吟，他们更不是者的曼唱。他们乃是民间小儿女的“行歌互答”，他们乃是人间的青春期的结晶物。虽然注释家常常夺去了他们的地位，无端的给他们以厚重的面目，而他们的绝世容光却终非面幕所能遮掩得住的。”[34](P50)这些爱情诗就像开在荆棘丛中绚烂的玫瑰，那么美丽又带着一份坚韧与铿锵。

《诗经》中的爱情诗占了国风的三分之一，《小雅》中也有一部分，可见其数量之多，同时也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爱情的伟大魅力。《召南·行露》，实际上诗中写的是一位已婚的男子，看中了一位姑娘，生起强聘之心，并蛮横无礼的以打官司来要挟姑娘嫁给他，但是这位姑娘却不为所屈，在那个男权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奋起反抗。并不是朱熹所说“以礼自守”，而是她争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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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由的呼声，这在那个时代显然是与礼不符的。在《邶风·摽有梅》中，这种呼唤爱情自由的声音来得更高。这本是一首讲述一个年轻的女子大胆地追求她爱慕的小伙子的事，有人却把它理解为“淫诗”，一个渴望自由爱情的女子怎么会作出所谓“淫奔”之事呢，她在诗中的大胆表白只是它的发自内心的诉说，只能说，她的大胆行为在《诗》的时代是与他们所遵守的礼是有严重冲突的。但是他们的爱情丝毫没有做作，流露的是真诚、自然。在《鄘风·蝃蝀》中，女子为了追求婚姻的自由，敢于蔑视“礼”、“道”观念的束缚，不理睬世俗观念中要求女子要遵守贞信之节的清规，以至勇敢到冲破天命的桎梏，奔到恋人身边去了。“大无信也，不知命也”真实地描写了这位女子追求个性的气概，女主人公为了追求个人的婚姻自主，采取了当时社会所不能接受的“私奔”的做法，其实质正是对当时礼教的挑战与反抗。而在《鄘风·柏舟》中，女子对包办婚姻的反抗也表现的极为炽热。“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髧彼两髦，实维我持”，这是她在大声的呼喊“他前额的短分两旁，我和他天生一双，我到死不变主张。”连说两次“母也天只！不谅我只！”表达了她对干涉和阻挠自己婚姻自主的母亲的反抗，但是在她的那个时代，女子要求婚姻自主是她的母亲所不能体谅和容忍的，她的怨天恨母，是对“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制度极度蔑视和公开反叛，这种惊人的勇敢行为，在当时社会里，无意是对旧礼教最强

[35](P37)他的观点，有力的控诉。而朱熹却说：“此刺淫奔之诗。”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他在评论“郑

卫之乐”时说：“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36](P74)（《诗集传》）现在我们来看《郑风》里的一首《将仲子》，这是一位热恋中的少女写给自己心上人的一首优美的情诗。她爱着仲哥儿，诗一开头就说：“求求您仲哥儿呀……”在这委婉的规劝言辞中，倾诉着一位热情、温柔的姑娘的内心矛盾和痛苦。这首诗的第一章前三句，即“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显然是这位怀着羞怯恋情的姑娘万不得已说出的，当她说出后，又怕引起仲子的误解，以为她不爱他了，因此紧接着申明：“我哪敢吝啬杞树枝啊，怕的是我爹和我妈呀”。道出了姑娘内心深处说不出来的苦衷。那时这个姑娘的思想感情在起伏翻腾，终于从内心深处迸发出：“仲哥仲哥真想你呀”的真情，可是最后思想还是顾虑到“爹妈责骂也怕呀”，刚燃起的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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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勇气，又被现实抑制。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三言“仲可怀也”，这表明这位姑娘坚决地、深切的爱着仲子，反映了她对婚姻自由幸福的憧憬和追求。但是在当时，哪有妇女恋爱自由可言，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个姑娘想与自己心爱的人谈论自己的婚姻问题是不可许的，这在当时是要受到父母的管制、兄弟的干涉和众人的非议的。诗中的女主人公，虽然是屈服于这种压力，但内心并不是拒绝仲子，在本诗一连三章的“岂敢爱之”和“仲可怀也”的誓言里，蕴涵着这位姑娘对仲子的执着的爱情，以及对当时旧礼教压制的极端不满和抗争。尽管这位姑娘的抗争是软弱的，但也使我们认识到旧礼教的桎梏是怎样摧残千千万万男女青年的自由爱情的。整首诗里丝毫没有朱熹之说的“淫”，反而是一首优美的情诗，要说它有什么特别，那也只不过是在思想内容上与周礼有一定的冲突，并不是孔子所说的真正的“思无邪”。再来看《郑风》里的另外一首爱情诗《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岂无他士？狂童之诳也且！”说的是一位与她所爱的男子相谑的情歌。“如果你思我，不想我，难道就没有别的人了！你这笨拙的傻小子！”的确有民间打情骂俏的风味，是亲昵，也是戏谑，情味无限，正如郑振铎所说，这首诗“写得很倩巧，很婉秀，别饶一

[37](P50)种媚态，一种美趣”，表现出一种特别的风调，且“这种心理，没有一个诗人敢将它写出来！”

那么与孔子所说的“郑声淫”就应该是相符的了，只不过对于他的这个说法我们也不敢苟同，在周礼渗透的文化下，这种不顾一切礼教规定的行为实是不允许的，但这种爱情是真挚的感情的流露，是值得赞美的。

而对于已婚的女子，周礼中严格要求女子要对丈夫从一而终，丈夫可以随意休掉妻子，而妻子却只能成为丈夫的附属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女子都甘受夫权的压制，“尔不我蓄，复我邦家。尔不我蓄，言归斯复。不思归姻，求尔新特。成不以富，亦只以异。”《小雅·我行其野》丈夫喜新厌旧，女子对于他的无情无义痛加批判，她不再祈求丈夫能够回心转意，而是坚强的选择了离开。她决心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重整家园，开辟新的生活途径。她是一位敢于与旧礼教决绝的刚毅、果敢的妇女，对于从一而终的教条，她充耳不闻，勇敢地反抗，去选择新的生活。在王化之国，这种思想显然是与礼不符的，就算是回到娘家，也是要被人非议的，但是她不管了，毅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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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旧礼教决绝。

但是在那些没有完全被王化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是王化之地所无法享有的。《郑风·萚兮》所表现的就是春秋时期郑国男女交往自由的情况。郑国本来也是王化之国，但是因为没有完全被王化，所以保留着男女交往的某些古代遗风，所以也就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据史载：郑厉公四年（前697年），郑国大臣祭仲的女儿雍姬问她的母亲：“父亲与丈夫哪个亲近些？”她的母亲告诉她：“父亲只能有一个，而丈夫却个个男人都能做。”一个贵族出身的高贵的妇人竟然用这种与礼不符的话来教育自己的女儿，郑国一般人的男女观念，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对待爱情、婚姻的选择是自由的、开化的，这才是符合人的本性需要的，但是对于王化之礼是极大的挑战。在孔子那里，雍姬的母亲，这位世家命妇可以改口称“淫妇”了。另外，在有些诸侯国虽是周王室子弟封国领地，然而，其原有的文化传统较为突出，而周人又给以特殊的，于是这里的文化同周代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机遇更加明显，其间的矛盾也较为突出。许志刚说：“在这一方面，卫最具代表性。”[38](P286)（《诗经论略》）《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卫，颛顼之虚也。”[39](P777)《左传》定公四年云：“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屏藩国……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莪、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40](P870)这里原本是殷商都城。武王克商，以封纣王之子禄父，并封管叔、蔡叔于其周围，以监视武庚。后来，禄父勾结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周公东征，平息了叛乱，杀管叔，放蔡叔，遂以其地封康叔。封康叔之时，除了赐予他众多的礼器、仪仗外，还令他带领殷民七族。同时，在上较为宽松，准许他沿用“商政”。这样特殊的部落，特殊的，就使此地原出的文化传统更加鲜明地保存在社会生活中。“卫地人的精神风貌，文化状况同周王朝统治严密的地区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既要接受周人的礼乐文化，又不能操之过急，要在文化交融中巩固其统治。这样也给了殷商文化继续存在，继续保持其影响力的机遇。”[41](P287)（《诗经论略》）《汉书·地理志》云：“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42](P367)由此可见，在康叔之时不曾对以殷商遗民为主体的卫人进行强化的统治，其原有商纣文化，始终在起作用。这样的文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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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会增加文化交融中的有机元素，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冲突。像这样的诗歌，之前所说的《鄘风·柏舟》就很具代表性。《诗经》中表现与礼冲突的爱情还远不止这些。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明确其思想内容有许多是与周礼相冲突的。

（二）政治讽刺诗——怨愤的乱世悲歌

郑振铎说：“这些乱世悲歌，与民间清莹如珠玉的恋歌，乃是最好最动人的双璧。”[43](P49)

《诗经》中与周礼有所冲突的思想内容不仅仅表现在爱情诗方面，一定数量的政治讽刺诗也表现出了它与礼不符的一面。在前文中已说过，王化下的统治地区，不管是臣子还是百姓，是没有全力对统治阶级发表言论的。君主被视为天子天命是不可违的。但是自古至今，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和剥削，最终会导致人民起而反之。虽然有时候他们的力量很小，但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终会让他们高声呼喊。《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鄘风·鹑之奔奔》等诗篇反映的是百姓对贵族阶级、统治集团、国王君主们的荒淫无耻和乱伦现象的讽刺和痛斥。他们实在是看不惯这些人的荒唐无耻的现象，因而勃发心头的怒火，责骂他们不是好东西。这在当时是极不允许的。《新台》和《墙有茨》两篇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两篇堪为姐妹篇。卫宣公既娶媳为妻，作新台于河上，乱伦于先。卫宣公死后，宣姜又与宣公庶长子公子顽私通，生子五人，乱伦于后。诗篇将卫国百姓对上层统治者糜烂腐化、荒淫无耻的蔑视尽泄于字里行间。将宫闱深处最见不得人的污秽之事于“不可道”中，巧妙的全部“道出”。像他们这样大胆的揭露统治阶级荒淫失败，即使是在《诗经》的民歌中，也是为数不多的。由此可以看出，周礼之于他们，已不再成为束缚他们的枷锁。他们把自己的悲愤尽泄于世。类似这样的悲愤之作还有三篇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齐风》中的《蔽苟》《南山》和《载驱》三篇可谓是三架马车，诗的主旨是相同的，都是讽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与奢侈放荡，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艺术方法揭露齐襄公与文姜兄妹通奸的丑行。《左传·桓公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妻姜氏如齐。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公会齐侯于泺水，遂及卫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44](P78)对于这件事，《公羊传》也有记载。由此可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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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耻有多么令人发指。

《诗经》中还有一部分劳动人民不堪忍受压迫和剥削而反抗的诗篇，《硕鼠》、《伐檀》两首最具代表性。对于统治者的不劳而获，严酷的剥削，他们把这些人比喻成硕鼠，高呼“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他们希望统治者不要再无度地剥削。虽然他们的这种反抗算不上有多大的影响，但毕竟是他们真正勇敢地把矛头直指统治阶级，而视礼教清规不顾。不仅仅是这些平民百姓反抗这样的压迫，痛斥昏庸的统治阶级，就连周王室的大夫出于忧国忧民的责任心，也对统治者发出了反抗的声音。《小雅·节南山之什》中《正月》、《何人斯》等诗都是大夫刺幽王的诗篇。西周末年，自然灾害连年发生，而周幽王却不知戒惧，反而宠幸褒姒，制造出“烽火戏诸侯”的荒唐行为；重用小人佞臣，以至乱政殃民，暴虐无道，民不聊生。在这几篇诗中，周大夫对周幽王的恶行揭露的十分深刻，“十月之交，朔月辛卯，且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以太阳、月亮昏无光来比君王昏庸无道。“哀今之人，胡惨莫惩！”这句话道出了他最深沉的无奈和愤恨，“可叹今日众奸佞，何不惩止这！”“职竟由人”他最终道出了真正的原因，“祸患却因有坏人”。他毫不避讳而是大胆地说了出来。对于“君立臣行”的规定他提出了异议、反抗。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对君有贰心，他们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忠君。无论是黎民百姓还是周王室大夫都有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他们唱出的这一曲曲悲歌，对于世俗的礼有很大的冲击作用。

结束语

《诗经》中的思想内容与周礼相冲突的部分远不止爱情诗和政治讽刺诗两方面。但是从这两方面来看，孔子所言“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过于以偏概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一生忠于礼的思想约束了他。其次，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孔子所理解的思想深度还不能达到我们现代人的认识水平。也可以这样说，他所生活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了他的思考。但是，他对《诗经》所做的贡献，我们是不可否认的。可以说，他是水的源头，而后人只不过是沿着源头的活水顺流而下的细小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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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确定论题到写作完成，中间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选择这一论题所要涉及的内容很多，所以在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上让我无从下手。所幸有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帮助，使得我的论文能够如期完成。在写作的过程中，由于学识的浅薄，有些内容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诗经》的思想内容精而广，所需研究的方面还很多。在这次写作中，我学会了用辩证的眼光来看问题，并且认识到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的重要性。在此衷心的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李书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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