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先生翻译生涯研究

杨宪益先生翻译生涯研究

苗雪松 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摘 要：本文结合时代背景与杨宪益的人生经历，分析其翻译生涯。杨宪益一生跌宕起伏，他的翻译生涯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止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本文根据杨先生不同时期不同的翻译状况，将其长达半世纪的翻译生涯分为四个阶段：业余译者阶段、职业译者阶段、译作高产阶段、功成名就阶段。本文以期向读者展示杨宪益的翻译生涯，为将来的学者研究翻译家杨宪益打下基础。

关键词：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生涯

作者简介：苗雪松（1993-），女，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口译方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20-02

杨宪益是中国当代资深翻译家、文学翻译巨匠，为中国翻译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与夫人戴乃迭默契合作，将中国优秀古典、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风采；同时杨先生独自将许多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从英语、法语、古希腊语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为中国读者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大门。杨宪益先生既促进了中国文学作品在世界的传播，又推动了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流传。

(一)业余译者阶段

这一时期，国内动荡不安，日寇进一步进行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蹂躏我国国土，国民战势不利，中国党带领人民英勇抗敌。1936年至1940年，杨宪益先生就读于牛津大学默顿学院。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戴乃迭，后两人相恋。杨宪益先生最初开始翻译是为了帮助爱人戴乃迭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所选翻译作品都是二人所喜爱的。杨宪益先生毕业后，携恋人戴乃迭回国。俩人任教于大学，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翻译。

杨益宪少时接受了优秀的国学教育，饱读中国古典文学，为文学翻译打下良好的基础。爱人戴乃迭在牛津大学研修了中国文学专业，受杨宪益先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喜欢中国文学。为了帮戴乃迭提高中文水平，两人将翻译活动当做业余爱好，翻译了一批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杨益宪先生的翻译作品有：楚国屈原的《离骚》、唐朝李贺的诗、鲁迅的《朝花夕拾》、《阿Q正传》、周作人的散文等。

（二）职业译者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杨宪益先生先任职于复旦大学，后受邀担任国立编译馆的编撰，其爱人戴乃迭担任该馆的编审，他们职业译者生涯的正式开始。

杨宪益和戴乃迭在国立编译馆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种谋生手段，俩人成为职业译者。此阶段俩人虽不如业余译者时自由，但是依旧可以根据兴趣选择所翻译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杨益宪与戴乃迭既翻译了中国优秀作品，也翻译了国外优秀著作。在汉译英翻译方面，从古代文学至现代文学，俩人完成了《资治通鉴》从战国到西汉末年的部分，并且翻译了陶渊明的诗、温庭筠的诗和唐代的几篇文章如《燕子赋》、艾青的诗、郭沫若戏剧、苗族创世诗和戏剧简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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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译汉方面，杨宪益先生翻译作品有《伊利亚随笔》中的两篇、几部辛格的独幕剧、赫里克的诗和其它文学作品。此时期，夫妇俩人着重于翻译中国文学作品。

（三）译作高产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经历运动和，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衰退。杨宪益先生先是在南京市人民政协担任常务秘书长，后又被推荐到南京大学去教授学生。1952年，杨宪益与戴乃迭举家迁往北京，俩人进入对外宣传处担任英文部专家。外文出版局成立后，俩人调入《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期间，夫妇二人遭受，无法进行正常翻译工作。

杨宪益先生此阶段虽然译作诸多，但在选材方面受了很大。“”运动开始后，杨宪益与戴乃迭因翻译量的扩大，有时会因时间而影响了译作质量。杨宪益先生曾说过“不幸的是，我俩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我主要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所以在选材方面还所算是幸运的。但有时候即使是古典诗歌的选择也视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而定，我们常常为编辑们选出的诗和他们争论不休，经过长时间的商讨才能达成妥协”。此间，翻译选材的性及任务量之多可窥见一斑。杨宪益的翻译作品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典文论及文学史、中国传统戏曲的剧本、中国现代戏曲的剧本、英国戏剧、古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中国古典文学译有《唐宋诗文选》、《中国古代寓言选》、《宋明平话选》《、汉魏六朝小说选》等等。中国现代文学译有《鲁迅作品选》（1-4 卷）、《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宝葫芦的秘密》、话剧《屈原》、《红旗谱》、《度荒》等等。中国古典文论及文学史译作有《中国文学简史》《、文心雕龙》《、中国小说史略》等等。中国传统戏曲的剧本译作有《长生殿》、、《白蛇传》、《柳荫记》、《临江亭》、《十五贯》、《秦香莲》、《打金枝》等等。中国现代戏曲的剧本译作有《赤壁战鼓》、《刘三姐》、《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等。英国戏剧译作有《卖花女》《、圣女贞德》和《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古希腊文学译作有《鸟》《、和平》和《古希腊抒情诗选》。罗马文学译作有《凶宅》。此阶段，杨宪益先生的翻译活动还需提及《中国文学》这份杂志。时值新中国成立不久，一些外国人想了解中国的新文学，因此洪深与叶君健创办了《中国文学》这本杂志并邀请夫妇俩人及沙博里为《中国文学》提供译文。杨宪益与戴乃迭为这份杂志提供了很多译稿，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功成名就阶段

这一时期，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施改革开放，纲领由阶级斗争为中心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杨宪益与夫人得以平反，恢复名誉，重回外文局工作，继续投身于翻译工作中。

《关汉卿杂剧选》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

改革开放后，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的逐渐减少，杨宪益先生的翻译选材的自由度大大增加。杨宪益先生此阶段的译作有《红楼梦》，除此之外，他还致力于《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杨宪益先生担任《中国文学》主编后，对杂志进行改革，除了文章翻译还增加了文学介绍，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创作背景、作品特色等内容。《中国文化》杂志选材范围也由原来的古典文学扩大到现代文学再到当代文学。杨宪益先生借助《中国文化》杂志这一平台，介绍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杨宪益先生除却忙于《中国文化》杂志的选题、翻译、审稿、编辑等事务，还致力于“熊猫丛书”的编辑。“熊猫丛书”每册一个主题，刊登一些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为主的名著或具有代表性的书籍，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熊猫书籍”包含很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1981年以来，\"熊猫丛书\"发行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90多种，成为中国外文译介领域的金字招牌。合集的有《诗经全译本》、《汉魏六朝诗文选》、《唐代传奇选》、《明清诗文选》、《三部古典小说选》、《历代小说选》、《龙的传说》、《三十年代短篇小说选》、《五十年代小说选》、《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当代优秀短篇小说选》、《小小说选》、《中国当代寓言选》等等。出专集的古今作家有:陶渊明、王维、蒲松龄、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叶圣陶、沈从文、

参考文献:

［１］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杨宪益主编《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杨宪益：《译余偶拾》。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３。

［４］李晶：《南京访杨苡－－忆杨宪益先生》。北京：《外国文学》，２０１０。

郁达夫等等。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首译《红楼梦》《儒林外史》《鲁迅全集》英文版)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杂志和从书在国外有相当大的影响，几乎成为很长时期内国外研究中国汉学、对中国文学有兴趣的人了解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窗口。虽然现在已经停止出版，但它为中国对外传播事业建立的功绩将长留在读者中间。

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译工作,更是影响巨大。无论是在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翻译精神方面，还是在超高的翻译水平方面，杨宪益先生为现代译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本文通过对杨宪益先生翻译生涯的分类与总结，为学者以后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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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风格可能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形而上的人生意义感受，一是由于实际战斗历程带来的孤独”。[1]的确，鲁迅的生活从他十三岁遭遇家庭变故以后就非常的不顺，之前感受到的温情不见了衣食无忧的物质保障没有了，家庭的重担再加上周围人的冷眼旁观使他饱受煎熬，他恨透了自己的家乡，他又不曾向谁倾诉，所有的苦痛在他心里越积越深。日本留学的压抑，婚姻的束缚，《新生》杂志的失败，和那些与自己不同阵营或是同一阵营的人们论战等等这些经历都使他几乎充满了怀疑和绝望。一方面他看到了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另一方面它看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冷漠。

在思想方面，鲁迅和当时的所有人一样，受到了历史悲观主义的教育，历史悲观主义是可怕的，这些“真理”告诉那些不满于现实的人们理想生活是“回不去的曾经”，而不是尚未可知的将来。《天演论》使鲁迅呼吸到了不同于历史循环论的新鲜空气，这使他似乎愿意相信希望于将来的存在。但是他的亲身经历和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探索又使他感觉到历史确乎实在倒退。

鲁迅因为受到进化论的一点鼓舞赋予自己一种启蒙者的身份，想要由对国民的憎恶转向对国民性的分析和拯救。但这种想法很快就受到了现实的摧残。即便是受到了钱玄同的邀请，打算写点什么，也依然情不自禁地把这种种打消不掉的悲观和怀疑表现出来。作品发表之后，伴随鲁迅获得的声誉，他也受到了各种攻击。不仅如此，家庭问题，经济问题也纷至沓来。鲁迅的悲观情绪愈演愈烈，他开始讨厌别人奢谈将来。他原本的启蒙者身份也开始变成了牺牲者。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同于其他启蒙者们激情四射地振臂高呼，因为他的奋斗奔向的不是光明而是死亡。他不屑于用一些充满温度的话语和光明的前程来慰藉周围人，而是把破败了的真实状况呈现出来。他比所有的启蒙者都更加富有理性，能看得破这虚晃表面。

另外，尼采的悲剧观和超人意识对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也有人批评鲁迅“对传统的批判……破坏有余，建设不足”[2]一方面，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它的正确性，因为鲁迅的确没有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而是一直在批判，在破坏，在呈现；另一方面，鲁迅并无意进行建设，因为他的启蒙和探索都是反思性的，而不是口号性的。这又恰恰是他的进步性所在，我们应当予以正视。

总之，不管是鲁迅是出于悲剧情怀还是冷静的理智，他给我们呈现出的螺旋式下降的国民命运在启蒙的和反思的今天都有非常大意义，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注释：

［１］李泽厚．《现代思想史论》．上海：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７６．

［２］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９８．参考文献：

［１］鲁迅．《呐喊》［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２］鲁迅．《彷徨》［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３］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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