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来到年旅网。
搜索
您的当前位置:首页浙江省各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分析

浙江省各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分析

来源:年旅网
浙江省各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分析

摘 要:目前关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关注中东西部以及省际之间的差距,省内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往往被忽视。从现有数据分析来看,省内各地区之间的差距比东西部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差距还要大。本文以经济大省——浙江为例,用数据说明了这种差距的巨大性,并用SPSS软件做了回归模型,具体剖析了各市经济发展差异产生的原因。根据模型结果,为了减少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笔者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回归分析

The Analysis of Factors That Caus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arity in Ci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Abstract: At present, most studies on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arity are focused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 Middle and West part of China or different Provinces, the distinctions of different areas in one Province have always been overlooked. But according to our database, we found that the area distinctions in one province are even larger than those between East、Middle and West part of China or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 our paper, we take Zhejiang for example, using a lot of data to illustrate the great distinctions. Besides, we use SPSS software – a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reasons that lead to such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tinctions in detail. At last, in order to harmonize the distinction in leve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provide some suggestion according to the model result.

Key words: Zhejiang Province;lev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disparity; Regression analysis

一、引 言

经济增长永远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经济增长成

了全世界关注经济增长人士最感兴趣的话题。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里面,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里面提出了“黄金时代”模型。在该模型中,他首先假设经济处于一个黄金时代(田园生活),“一切事物都处于她的原始状态,没有土地的占有和资本的积累”。由于土地是可以自由使用的,于是新增的人口便不断的开垦新的土地,经济的增长只跟人口的增长相关了,在这里我们只看到经济总量的增长,而看不到人均产出的增加。而马尔萨斯的“沉闷的科学”则认为即使是这样的经济增长也不能永远维持下去,土地总有一天会被利用殆尽,而人口还将持续的增长,尽管可以精耕细作,但由于每亩土地上承担的人口越来越多,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使新增加的人口的产出下降,从而使人均产出不断下降,直到人均产出仅够维持一个人的最低生活水平为止。这种残酷的均衡使人们看到了经济增长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前景。

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中,马歇尔(1920)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体内外因素的合力结果。熊彼特(1934)则着重强调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里所谓的“创新”是指新的生产要素的投入或新的生产方式的引进,而不单单是新产品的研发。并且他认为具有创新与冒险精神的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①

在现代的经济学增长理论中,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他的模型中首先假设经济体使用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品,而技术是外生给定,并保持不变的。由于资本深化——人均资本存量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每位劳工所拥有的资本存量不断增加,他们的边际产出不断增加,人均产出上升,经济不断增长。但这种人均产出的增长也不是无止境的,随着资本深化,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资本的收益率开始下降。当资本的收益率降低到无额外利润可图时,资本的投入便会停止,资本深化也就停止了。人均产出也将停止增长,资本收益率不变。经济总量的增长只跟人口的增长一致。这表明在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并保持不变时,资本深化会使人均产出增加,但还是会归于不变。但在实际生活中,引入技术这个因素后,技术进步会创造出新的高收益资本投资点,抵消了资本收益率不断下降的趋势,使资本深化不断进行,从而使人均产出不断增加。

在近20年来的“新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不再作为看不见摸不着的外生变量,

转引自: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二版汉译本,高鸿业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

而是被看作是经济体本身的一个产出,即内生变量。由于技术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那些能够影响技术进步产出的因素如:私人市场力量、公共等也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综合来看,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具体来看,储蓄率、FDI、教育、等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这种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不平衡的增长。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它同时也不断扩大了地区经济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当这种主要以行政力量推动的经济改革不能有效缩小地区之间差距时,就有必要对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反思,分析导致地区经济差距的原因及其形成机制。已经意识到这种差距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并采取了许多有利的措施来弱化经济发展的不平等,然而,就效果而言却并不显著。于是,正确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等现象,找出区际发展水平差距扩大的真实原因,就变得更加迫切。

1996年,萨克斯等人就系统分析了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区际格局和收入格局,他们发现,1952-1993年间中国省际不平等趋势,他们发现加剧了不平等,而市场导向的改革弱化了不平等(Sachs和Warner,1996)。也就是说,的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带来了日益扩大的地区经济差距和收入差距,但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劳动力的流动和其它资源要素的流动等却起着弱化这种差距的作用。其他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不平等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其可能的后果(如Yang,1999;Yao和Zhang,2001),这些研究显示,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和收入差距的确在扩大,并且这种差距的扩大所产生的不平等带来了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可能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增长。世行研究报告进一步指出,尽管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降低了贫困水平,但随着收入差距的拉达,增长对贫困的弱化效应正下降,中国应该通过国内市场一体化、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完善、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加快城镇化和提高农民收入等举措来实现促进公平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2003)。①

Jones 、Li和Owen(2003)利用中国城市一级数据深入研究了导致地区经济差距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真实原因,研究发现,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率差异比早期的研究结果大得多,其中区位优势和优惠对区域经济差异有重要影响。王小鲁和

转引自:周业安、赵坚毅:“市场化、经济结构变迁和经济结构转型——中国经验”,《管理世界》,2004年第5期。

樊纲(2004)全面研究了我国地区差距变动的趋势和影响因素,他们发现,市场导向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民间资本流动使资金大量流向东部地区,导致东部和其他地区的差距增大。但东部持续的资金流入导致东西部资本边际生产率差距缩小,从长期看可能降低地区间的差距,尽管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但中西部的制度落后(如科技成果市场化程度低)、城市化程度低、非国有经济发展落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等导致这些地区和东部差距明显。而Chen和Wang(2001)研究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贫困和不平等趋势,他们发现除了1997-99年间,其他年份均出现贫困下降现象;他们还发现经济增长促使贫困弱化,但不平等促使贫困上升,并且越富有的人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越大。同时,他们还发现教育资源配置日益扭曲,人力资本存量的区际分布严重不平衡阻碍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加大了落后地区的贫困。可见,经济增长可以通过蛋糕做大来实现不平等的弱化,但经济发展的差距扩大又在加剧不平等,反过来增加了贫困现象,特别是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影响到了教育资源及其人力资本的地区分布,这就为进一步的不平等埋下祸根。

不过,目前关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关注中东西部以及省际之间的差距,省内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往往被忽视。从现有数据分析来看,省内各地区之间的差距比东西部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差距还要大。一些学者根据2001年的统计数据,将各省省会城市所在地区与该省人均GDP最低的地区进行了对比,平均差距为4.45倍。而东西部平均差距为1.44倍,城乡之间差距平均差距为3.1倍(2002年数据)。

1

以经济大省浙江为例,2001年杭州市(地区)人均GDP24923元,丽水市(地区)

仅为6391元。前者是后者的3.9倍。1998年,杭州的GDP总量为1134.88亿元,宁波为973.44亿元,而衢州仅为140.82亿元,丽水为116.05亿元。衢州和丽水行政区域面积占全省25.7%,人口占10.9%,2003年两城市实现的生产总值分别为234亿元和220亿元合计4亿元,仅占全省的4.6%,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9560元和8835元,不到全省一半,仅为杭州的28%左右。③浙江经济在90年代崛起以后,各界人士普遍将私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视为其崛起的重要原因。同时,在省内我们也应该看到各市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1

樊纲、王小鲁:“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04年 1期。 肖金成:“省域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现象”,《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P.22-26。 ③

潘强敏:“2003年浙江9城市进入全国百强城市”,http://www.zjsr.com(浙商网), 2004年12月20日。

表1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的2003年度中国综合实力地级以上百强城市名单

城市 城市综合实力 人口和劳动力系统 表2浙江省各市1999年——2003年GDP水平

市地名称 杭州市 宁波市 嘉兴市 湖州市 绍兴市 舟山市 温州市 金华市 衢州市 台州市 丽水市 1999年 1225.28 1041.74 471. 342.62 705.06 101.37 733.19 500.03 147.49 605.00 122.17 2000年 1382.56 1175.75 1.02 377.88 779.76 114.03 828.12 6.52 161.9 674.99 136.76 2001年 1568.01 1312.69 604.26 385 822. 126.69 932.08 597.34 176.28 747.51 158.97 2002 年 1781.83 1500.34 706.43 422.5 928.15 146.01 1060.97 680.41 200.31 858.31 185.1 2003年 2099.77 1786.85 858.03 490.75 10.28 172.27 1226.44 801.6 233.73 995.03 220.29 ②

杭州 宁波 绍兴 温州 嘉兴 台州 金华 湖州 舟山 8 28 18 45 42 92 45 95 56 94 57 100 82 93 91 97 97 91 二、影响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分析

(一)变量解释

私营企业密集度:我们认为在一定地域内私营企业密集度的大小决定着该地区的市场竞争程度,市场竞争强度越大那么经济相应的就比较繁荣。并且相应的该地区的市场发育也更完善,也更加有生产技术进步的可能。所以我们选择了1997年的各市私营企业数(单位:万户)和当时当地的总人口数(万人),两者相除得出私营企业密集度。单位是每人拥有企业数,由于数值很小在数据输入时各乘以1000。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2)认为,随着民营经济资本积累能力的增强,自筹资金已经成为民营投资扩张的主要资金来源。国家计委经济协调司赴江浙调研组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发布的《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报告》整理而成。本报告是首次对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直辖市4个,副省级市和计划单列市15个、地级市267个,合计286个)的综合实力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评估,由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根据城市人口与劳动力、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环境等5个一级大指标,19个二级子系统,50个三级小指标体系综合评定。(丽水、衢州两市未上榜。) ②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数据库,笔者搜索整理而成。

(2002)使用了“内源性融资”的概念,认为内源性融资是江苏、浙江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性资金来源。“内源性融资说”也暗示了这样一个积累性因果关系:人均GDP水平高——资本的可获得性好——非国有投资水平高——人均GDP水平高;反之,人均GDP水平低——资本的可获得性差——非国有投资水平低——人均GDP水平低。①

居民存款储蓄:居民储蓄存款的多少决定了民间私人投资的力度,也决定了资本深化的进度。我们这里选择了2000—2003年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的平均值。计算方法如下:AVER(S)=Σ(S)/n

初始人力资本:资源禀赋论认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与资源禀赋具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人力资源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投资有很高的相关,舒尔茨发现,从1929年到1957年间的美国国民收入增长额中,作为人力资本主要形式的教育投资的增加在国民收入增长额中所起的作用达到33%,另一个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也对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美国1929-1957年间由于教育投资增长而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占整个国民收入增长的23%。从微观上看,具有不同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者其获得的收益也各不相同。根据这种理论,浙江各地的人力资本存在差异,因而必然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把教育水平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水平。在模型中,我们选取了1997年的在校大学生,普通中学和小学人数。这三个值的权重分别为3,2,1。所以,初始人力资本=3*每万人中的在校大学生+2*每万人中的普通中学人数+1*每万人中的小学人数。

实际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是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外资不仅仅作为资本流入,它同时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因此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了1997——2003年浙江各市实际利用外资的总金额。由于数字较大,选取了实际利用外资的自然对数。具体算法如下:TAFC=lnΣ(TAFC)

城镇化水平: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该国的城市化水平。同样,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增长中心总是城市,我们大体可用城市化水平来表示增长中心的总体数量和总体水平。钱纳里等人对90个国家统计资料的计量分析证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之间,具有稳定的正相关关系。②浙江省内大城市并不多,不过,浙江的小城镇建设相当出色。80年代以来国家一直在提倡发展小城镇,一方面小城镇可以转移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

姚洋、支兆华:“角色定位与企业改制的成败”,《经济研究》,2000第1期。 钱纳里:《发展的型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大城市的一些通病,非常适合我国的国情。因此我们选取了城镇化指标,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具体算法如下:城镇人口/总人口。(由于资料所限我们选取了1997年的数据,此外还可以用非农业户口/总人口的算法,但是目前我省人口流动相当大,一部分农业户口居住在城镇,事实上已经不能再简单计算为农业户口,因此用这个数据衡量城镇化水平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

GDP:尽管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遭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批评。不过,应该加以区别的是我们反对的只是忽略环境、人文等因素一味追求GDP数量的行为,而不是GDP本身。事实上,GDP是一个很好的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我们选取了1998年浙江省各市间的GDP数额。

(二)数据收集和处理

本文主要利用了中国统计数据库。主要数据有:浙江省1997——2003年各市、地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情况统计;浙江省1997——2003年各市、地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统计;浙江省1997——2003年各市、地工业企业单位数统计;浙江省1997——2003年各市、县总户数和总人口数统计等统计数据。笔者根据前述变量解释中给出的计算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最终数据处理结果如下:

表3浙江省各市重要经济数据表

城市 杭州市 宁波市 嘉兴市 湖州市 绍兴市 舟山市 温州市 金华市 衢州市 台州市 丽水市 私营企业密集度(×1000) 5.399 6.4 1.472 1.98 4.574 0.462 3.317 6.325 6.491 ? 1.808 ①

居民储蓄存款 初始人力实际利用外资城镇化水(亿元) 865.2 2.76 349.66 171.145 427.795 91.075 523.53 330.21 103. 321.16 102.05 资本 2109.22 1857.05 1623.23 1731.29 1744.11 1987.15 2169.75 1881.47 1740.65 1933.88 1823.52 (亿美元) 12.82 13.29 12.25 11.83 12.05 8.95 10.78 10.86 9.37 10.93 8.66 平% 95 96 82 93 77 97 91 74 92 92 67 GDP (亿美元) 1134.88 973.44 445.03 324. 651.25 93.56 677.18 484.48 140.82 5.63 116.05 ①

根据笔者收集来的数据整理而成。

(三)研究方法

影响浙江省内各市经济差距的因素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各地资本投入、私营企业发达程度不同。因此,我们选取五个因素做线性回归模型,以此来分析影响省内各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这些因素包括私营企业密集度,居民储蓄存款,初始人力资本,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城镇化水平。在模型中,我们把这五个因素作为变量,GDP作为因变量。根据经济学理论,我们认为这五个变量对经济的影响是较大的,而且应该是正相关的。本文根据1999年和2003年各市统计资料,试图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对各地资本投入、私营企业发达程度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系进行探析,并针对模型的计量结果提出缩小各地差异的建议。

(四)模型的建立和处理

我们将其建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GDP=b+b1x1+b2x2+b3x3+b4x4+b5x5+є,x1、x2、x3、

x4、x5分别代表私营企业密集度、居民存款储蓄、实际利用外资、初始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等五项解释变量;b1、b2、b3、b4、b5分别是解释变量的系数;є为干扰项,GDP为被解释变量。我们用SPSS对数据进行处理,计算相关系数,再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果:

Correlations私营企业密集度1.10.474.16610.086.81310.363.30310.072.84410.522.12110初始人居民储蓄力资本.474.086.166.81310101.478..1371111.4781.137.1111.784**-.056.004.8711111.272.368.418.2651111.984**.417.000.2021111TAFI城镇水平.363.072.303.8441010.784**.272.004.4181111-.056.368.871.26511111.266..4301111.2661.430.1111.840**.290.001.3881111GDP.522.12110.984**.00011.417.20211.840**.00111.290.388111.11私营企业密集度居民储蓄初始人力资本TAFI城镇水平GDPPearson CorrelationSig. (2-tailed)NPearson CorrelationSig. (2-tailed)NPearson CorrelationSig. (2-tailed)NPearson CorrelationSig. (2-tailed)NPearson CorrelationSig. (2-tailed)NPearson CorrelationSig. (2-tailed)N**.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Model SummaryModel1R.997aR Square.994AdjustedR Square.987Std. Error ofthe Estimate40.25561a. Predictors: (Constant), 城镇水平, 私营企业密集度, 初始人力资本, TAFI, 居民储蓄 ANOVAbModel1Sum ofSquares115050582.0571156988df9Mean Square230101.01620.514F141.993Sig..000aRegressionResidualTotala. Predictors: (Constant), 城镇水平, 私营企业密集度, 初始人力资本, TAFI, 居民储蓄b. Dependent Variable: GDP aCoefficientsModel1(Constant)私营企业密集度居民储蓄初始人力资本TAFI城镇水平UnstandardizedCoefficientsBStd. Error-1022.701507.16114.4577.060.883.200.2.170.51627.030-1.1871.605StandardizedCoefficientsBeta.093.0.124.323-.035t-2.0172.0484.4201.3442.609-.740Sig..114.110.012.250.059.501a. Dependent Variable: GDP

三、模型的结论和改进

(一)回归结果解读与建议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模型的R2=0.994,修正后的R2为0.987。拟合度较好,该模型是有效的。在这五个变量中我们可以看出初始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的P值为0.250,0.501,说明这两个解释变量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模型的解释力度不够,需要改进。在结果中我们看到居民储蓄水平、私营企业的P值分别是0.012、0.110,B值分别为0.883、14.457,正和我们的预期一样,存在着正的相关作用。

从上述的回归分析中,我们认为造成浙江省内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较大的是居民储蓄存款。这与经济运行的实际相符合。浙江省的经济尤其是温台地区主要是内生型经济发展模式,民间资本、私人的投入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所以居民储蓄存款在模型中拟合的最好,令我们感到诧异的是城镇化水平的拟合度很差,这可能在省内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很大,相反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城镇化进程。我们在数据整理中发现1997年乡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都很大,除了丽水是0.67以外,其余都在0.77以上。按这种分析,城镇人口对经济影响应该是有的,出现偏差的原因我们认为可能是数据处理的不当;二是省内各市城镇化水平差异不大造成的,我们将做进一步的研究。初始人力资本在模型中反映出来是正相关的,但数据拟合度不如居民储蓄来得好,我们认为可能是数据选取太接近,初始人力资本的效果还没有发挥出来。这里可做改进。

根据这种分析来看,为了减少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当地可以从几个方面着力:

1、支持省内欠发达地区发展,加大投资和间转移支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布局战略等的一些因素及人们思想观念等的原因,在、社会投入和积累方面,发达地区远高于欠发达地区,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明显。欠发达地区要充分利用资源、区位等优势,特别是劳动成本低的优势,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建成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浙西产业加工密集带,调整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有市场前景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及时抓住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结构重组的关键时期,积极融入长三角,实现与长三角经济区的对接和联动,不断拓展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分享现代区际的分工利益,努力缩小与发达城市的差距。

2、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件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尤其要注重金融支持。各级要在相应的适合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民营企业,提倡不同组织形式的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支持、鼓励各类人才开发,并在财力上给以必要的支持。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表明,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杭州、温州、台州等地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之所以能够在领先其他县市,与这些地方民营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是分不开的。

3、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从地区经济差异影响的回归分析看,各地人力资本的状况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存在着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特别是近年来,人力资

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了明显的增加。 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的逐步消除,地区人力资本含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会加大。现有的资料已经明确低表示了这种趋势,在倾斜对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影响减小的时候,人力资本的作用增长了。在发展落后地区经济的时候,如果不在人力资本的改善上尽心努力,那么经济发展必将缺乏动力。应该充分意识到人力资本对改善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落后地区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快科技与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现代人观念的培育等使自己的人力资本含量得以提升,使自己能够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与先进地区的发展缩小差距。

此外,欠发达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当地努力,同时省要大力帮助。

(二)模型的改进

模型可以从数据分析上加以改进,我们所选用的居民储蓄是一个总体水平,它受到地区大小和人口多少的影响,如果能将其处理为居民平均储蓄水平将更加客观。我们所选用的GDP水平是1998的数据,显然有点陈旧,如果能选用近几年的数据,相信初始人力资本(1997年数据)的作用将发挥出来。

此外,我们可以借鉴中山大学的徐现祥博士和李郇教授“中国省区经济差距的内生制度根源”①这一报告的研究方法。我们的研究主要采用回归方程定量分析浙江省各市经济增长差异的决定因素。尽管数量分析有助于精确分析各种因素的重要程度,但这种分析方法忽视了制度变迁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的。基于此,提出了一个分析浙江省各市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制度性假说,即当今各市内生的社会基础设施(即由制度、等构成的经济发展的软环境)的差异决定了其当今经济绩效的差异。

徐现祥、李郇:“中国省区经济差距的内生制度根源”,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会议论文,2004年。

参考文献

(排序)

[1]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二版汉译本,高鸿业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

[2] 周业安、赵坚毅:“市场化、经济结构变迁和经济结构转型——中国经验”,《管理世界》,2004年第5期。

[3]樊纲、王小鲁:“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04年 1期。

[4]肖金成:“省域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现象”,《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P.22-26。

[5]姚洋、支兆华:“角色定位与企业改制的成败”,《经济研究》,2000第1期。 [6]钱纳里:《发展的型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7] 徐现祥、李郇:“中国省区经济差距的内生制度根源”,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会议论文,2004年。

[8]田晓文:“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三大趋势及其成因初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C1999017,1999-8。

[9]刘爱玉:“、结构与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差距的成因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与选择全国学术研讨会(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会议论文。

[10]张吉鹏、吴桂英:“中国地区差距:度量与成因”,《世界经济文汇》,2004年4期。

[11]缪尔达尔:《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

[12]蔡昉、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13]Jang,Sup Shin. The Economics of the late comers: Catching- up,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stitutions in Germany, Japan and South Korea [M]. Routledge, 1996.

[14]Tao Yang, Dennis. “Urban - Biased Policies and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 No. 2.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

Copyright © 2019- oldu.cn 版权所有 浙ICP备2024123271号-1

违法及侵权请联系:TEL:199 1889 7713 E-MAIL:2724546146@qq.com

本站由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王兴未律师提供法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