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的诗意之瓮

精致的诗意之瓮

A Well Wrought Poetic Urn

约翰·多恩的诗歌《太阳升起》的“形式主义”解读

A Formalist Reading of John Donne’s Poem The Sun Rising

南健翀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从本质上讲，“陌生化”即是创作者殚精竭虑，以新颖的表述方式表达自己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的一种“个性化认知”，这种富有“叛逆意识的”个性化认知与表述可以激活我们对世界、对生活、对自己的重新判断与认识，鲜活艺术的生命力。在《太阳升起》这首诗中，多恩正是以其背离传统的情感表述、奇特的意象、反讽、歧义与悖论、戏剧化的诗歌技巧给读者构筑了一个“精致的诗意之瓮”。

关键词：陌生化 玄学诗 意象 反讽 歧义 悖论

Abstract: Defamiliarization is, in essence, the artist’s unique perception of the familiar world through his creative efforts and fresh expressions, and this rebellious and unique perception helps to activate people’s assessment of themselves, life and the world, thus vivifying the vitality of literature. In The Sun Rising, John Donne constructed

“an intricate poetic urn” with his unconventional emotional expressions, unique images, irony, ambiguity, paradox, and dramatic techniques.

Key Words: defamiliarization metaphysical poetry image irony ambiguity paradox

约翰·多恩（John Donne 1572-1631）是英国17世纪的“玄学”诗人，他以其奇思怪喻（conceit）、巧智（wit）、口语化的语言风格、戏剧化的表述方式一改英国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趋于甜腻、柔媚、贵族气、程式化的诗歌模式，开一代诗风。然而，多恩的努力和“标新立异”并没有得到其同时代人的认同。十七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戏剧家、评论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曾讽刺多恩：“他喜弄玄学，不仅在他的讽刺诗中如此，在爱情诗中也是如此，爱情诗歌本应言情，他却用哲学的微妙的思辨，把女性的头脑弄糊涂了”。（王佐良 1983：242）18世纪英国古典主义者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也批评多恩总是把“杂七杂八的思想蛮横地拉在一起”，“千方百计炫耀他们的学识。”很显然，“玄学”在此有着明显的贬斥含义。事实上，以上的这些批评也的确道出了多恩诗歌的某些特点。到了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厌倦了“泛情”、矫饰的浪漫主义诗歌之后，人们逐渐对多恩及其玄学诗歌产生了兴趣，加之艾略特、叶芝、庞德等人的大力推崇，阅读、研究、甚至模仿玄学诗歌成为了一时的风气。

在对多恩诗歌中奇思怪喻、巧智、意象、语言特色、诗歌的表述方式探讨的基础上，研究者们似乎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多恩的玄学诗是对风行于16世纪后半叶的一味歌颂理想化爱情的甜腻腻软绵绵的彼特拉克式的十四行诗的一种“反叛”或者“背离”。他诗歌中所表现出的诸多二元对立情绪与思想，如灵与肉、理性与情感、谦卑与荣耀、做戏与奉献、原则与曲解，都有着深刻而复杂的个体以及社会历史原因。换言之，这种体现在诗歌文本中的张力冲突其实是作为历

史存在的约翰·多恩的内心张力的一种外化，即“作为历史存在的诗人的具体的、个人化的切肤之痛以及17世纪英国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时代张力感”（张旭春1996：38）交互作用在文本上的具体投射。然而，若只是把多恩的玄学诗描述为对文艺复兴以来甜腻、柔媚诗风的反叛；若只是把多恩的玄学诗简单地定位为陈陈相因的文学流派发展链条上的一环；若只是满足于对奇思怪喻、巧智、意象等的探讨发掘，似乎不能充分地揭示多恩诗歌丰富的诗学、美学意蕴，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艾略特等现代主义大师们为什么独独对玄学诗歌钟情有加。该文尝试转换一个角度，以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概念为切入点，探究多恩的诗歌《太阳升起》中所凸显的诗学、美学意蕴及其现代性。

肇始于20世纪初期的形式主义摒弃了长期统治西方文学批评的偏重研究作家才情、生平、社会历史背景等文学研究外部因素的实证主义传统，把文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文本，注重研究使文学成其为文学的“文学性”，实现了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向。那么怎样才能认识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性”呢？用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的话说就是：“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像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或者‘陌生化’、‘奇异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朱立元 李均 2002：187）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概念是针对“自动化”概念而提出的。依据什氏的观点，感受在作品的艺术性生成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感觉的一般规律，我们就会看到，动作一旦成为习惯性的，就会变成自动的动作。这样，我们的所有的习惯就退到无意识和自动的环境里。”（茨维坦·托多罗夫 19：63）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动作一旦变成习惯，便会带有机械性、自动化。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自动化不仅存在于人的感受方式中，而且广泛存在于人的各种活动中。人的各种动作、行为话语、言谈等等，只要经过多次的反复，它们在人的经验中就会变成无意识的东西。习惯成

自然，这种无意识、惯常化会导致人的机械性的自动化反应。这种机械化的自动反应看似节约了人的精力，然而它却常常使人产生惰性，形成对事物极为片面的反映和认识，使人丧失感受的无限丰富性和诗意性，使人成为生活舞台上的匆匆过客，失去了人性的绚丽多彩；既无法充分领略缤纷的生活，享受生活的乐趣，又对人生以及周围世界毫无兴趣。自动化使人变成了非人，变成了机器，导致人的“异化”。那么，如何摒弃人的这种感觉和知觉定势呢？什克洛夫斯基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陌生化”。“陌生化”倡导打破这种人的感受的自动化、摆脱机械化，通过增加感受的难度和长度，使事物重新变得新鲜，使人带着惊奇的眼光和诗意的感觉去看待事物。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由实用转入审美，充分领略生活的诗意性。艺术的技巧就是客观事物的“陌生化”。

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揭示了长期存在于艺术创作中的一个客观规律。“陌生化”是使事物变得新鲜可感的关键，是使现代人恢复感知的敏锐程度的门径，是作品艺术性的真正源泉，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它要求无论是作者、作品还是读者都应该打破固有的感知习惯、思维定势，善于发现、感受生活中的美，重新体验生活，感受艺术的构成方式，从而能够平中见奇、变旧为新、化腐朽为神奇，以不断的创新来保持艺术的活力。以“陌生化”来观照约翰·多恩的诗歌《太阳升起》，我们发现，这首诗在情感表述方式、意象、语言、以及诗歌技法等方面与“陌生化”的原则有着诸多暗合。

一 “艰难的爱情”---对传统情感表述方式的背离

英国的文艺复兴开始于16世纪。自从怀亚特（Thomas Wyatt 1503-12）和塞莱伯爵把十四行诗诗体自意大利引进到英国，十四行诗便风靡英国诗坛，引得众多英国诗人竞相模仿。这种主要歌颂爱情的、格律严谨的意大利体十四行短诗也叫彼特拉克十四行诗，一般分为两部分，前八行（octave）和后六行（sestet），韵脚安排为abbaabba cdecde （后六行也可以为cdcdcd），可以用来陈述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前面陈述继之以后面问难。用王佐良先生的话说，“彼特拉

克十四行诗的输入与运用给了英国诗的一大好处是：纪律”，因为以前的英国诗虽也有许多优点，但却有一个相当普遍的毛病，即散漫，无章法。然而，十四行诗在给英国诗歌带来“纪律”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竞相模仿的“有如文学习作，没有多少新意”的诗歌作品。（王佐良 1997：57、58）因为十四行诗是以抒写爱情为主旨的，仅从感情的表述方式来看，这一时期的十四行诗沿袭了彼特拉克的风格，在有限的篇幅和固有的格律范围之内，极尽渲染抒情之能事：诗人心目中的情人美若天仙，同时又纯洁如冰宛若圣女。

不仅是十四行诗，在同一时期的其他诗歌中也充满对爱情柔媚甜腻的歌颂。“来，和我同住，做我的爱人/这里的一切将会使我们欢欣/溪谷、丛林、田野/平川、丘陵、高山/…….我将用千万朵玫瑰花瓣/和芬芳的花束为你做床/用百花为你编一顶花冠/长裙绣上爱神木的叶瓣”。(何功杰译) 在此，马洛（ Christopher Marlowe 15-1593）对自己爱人浪漫的、浸染着泥土芳香的承诺固然让人感动，但这种信誓旦旦的山盟海誓总给人一种轻佻和油滑的感觉。本·琼森（Ben Jonson 1572-1637）在《致西丽亚》一诗中更是把自己眷恋之人的迷人眼神和香吻比作醉人的琼浆玉液：“你只要用目光向我祝酒，我会用我的表示答谢/或在杯中留一个香吻，我就不再要杯中之酒/灵魂深处升起的干渴，多么盼望喝杯圣酒/即使让我畅饮琼浆玉液，我也不会拿你换取美酒。”（何功杰 2003：55）

无需更多的举例，16世纪后半期的英国诗人似乎在对爱情的表述上都“自动化”为一种定式：华丽、甜腻、柔媚、痴情、绝望，尤以彼特拉克十四行诗最为典型。诗人眷恋之人“无不长着金色秀发、黑色娥眉、晶莹细齿、白皙额头、柔嫩粉颈、纤纤玉手、闪亮明眸。她们个人德行都似天使般纯贞无暇，对于男人和大自然显得神圣崇高。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美所导致的结果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倩女的美令人期羡不已，她的节操却又令人灰心绝望。诗人一方面连篇累牍地赞美她的眉眼、玉手、秀发，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地向黑夜、睡眠、荒野、江河、微风祈求怜悯，表述嫉羡失恋之情。”（周式中 1999：50）这种在情感表述上的柔媚甜腻的因袭之作和陈腐格调

到了约翰·多恩得到了明显的改观。

《太阳升起》是一首充分肯定、高度赞扬爱情的情诗。但值得注意的是，多恩在表述自己情感时并没有落入自文艺复兴以来已经“惯常化”、“自动化”的华丽、甜腻、柔媚的情感表达模式，而是通过一系列不合常规的语汇，精致的意象、嘲讽、歧义、理性分析、格律等手法铺就了通往诗人与自己恋人缠绵的小小世界的曲折之路。在这首诗中，多恩的表述是明白无误的，他与恋人的爱情是凌驾于世俗世界里任何东西之上的“绝对中心”，在恋人的眼里除了爱情，其余的东西就被视为“无物”。在通往诗中这个“爱情小屋”的路途上，多恩有意识地“偏离”诗人们惯用的表述手段，增加了人们达至恋人相依相偎的爱情小屋的难度，延长了人们对诗人爱情至高无上观念的认知时间。多恩斥责太阳为“忙碌的老傻瓜”，抱怨太阳打断了缠绵之中的恋人，因为恋人自有恋人的逻辑，他们决不会依照太阳旋转的规律来安排自己的活动，恋人们“不知季节、气候的变化，年月的更迭”，在他们的眼里时间就是毫无意义的碎片，而这样的比喻出现在英国诗歌当中的确算得上是“一种新颖的、惹人注目的声音。”（尼古拉斯·H·纳尔逊 2009：27） 在诗歌的第二节里，多恩继续着他的偏离传统的爱情表述方式之旅。他贬低太阳的光芒，因为他恋人双目的光彩只要轻轻一眨就可以轻易地遮住太阳的光亮。东印度的香料，西印度的宝藏，甚至是国王的权力都消泯在恋人浓浓的爱意之中。很显然，多恩在前两节诗中“为读者展示了两种外部世界，一种充满琐碎行为和劳顿，另一种拥有财富和权力，两者都被爱所抛弃。”（安德鲁·桑德斯 2000：310）在诗的最后一节，诗人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观：“她如同王国，我如同帝王，别的什么都无法比拟/帝王只是扮演我们的角色；与我们相比，一切荣誉都是假的，一切财富都是模仿。”宇宙被缩小到情侣的床上，床就是太阳的中心，也就是宇宙的中心。

在此，多恩通过使用嘲讽、悖论、歧义、理性思辨、地理知识等等手段使传统的爱情表述方式“陌生化”，通过增加、拉长人们认知诗人爱情观的难度和长度，使人们产生新奇感，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充实了读者的审美意蕴。

二 脱离惯常的奇特意象

意象是诗歌的灵魂。文学中的“意象”更具体是指“大脑中由语言产生的形象。语言的词句可以使读者产生对熟悉事物的联想。也可使读者产生词句所直接表现的印象。”（周式中 1999：824）从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选取素材与意象似乎已经成为16、17世纪英国诗人们的惯常做法，如斯宾塞、莎士比亚、密尔顿等的诗歌。而这些来自于典籍的题材与意象也似乎已经约定俗成为能够表达某种特定含义、并且能够促使人们产生某种特定“想象”与“联想”的“词语”。多恩及其玄学诗之所以被人们认为是背离了英国诗歌的传统，其中也体现在对已经“惯常化”的诗歌意象的背离或者“陌生化”。

在艺术作品中，“太阳”便是这种具有特定含义，能促使人产生明确指向性想象的一个意象。无论是从神话、艺术还是日常生活的角度审视“太阳”，它都很容易能勾起人们对“生命活力”、“温暖”、“希望”、“公正”、“音乐”、“诗歌”等等美好的想象。然而，在《太阳升起》这首诗歌中，为了衬托无拘无束、超凡脱俗的爱情，多恩了太阳光辉美好的形象，使读者已经“自动化”的审美习惯受到“阻滞”，通过理性的诗意阐释，拓展了读者的想象空间，“延长”了诗歌旨意的揭示过程（艺术审美过程）。在这首诗中，太阳不再是代表生命活力、希望、音乐等的美好形象，而是“忙碌的老傻瓜”，是不解风情的“迂腐冒失的可怜虫”，因为依据恋人的逻辑，“爱情，全都一样，季节不分，气候不辨/不知钟点和日月，它们只是时间的碎片。”在诗人的眼里，太阳的光芒甚至比不过他心爱之人的迷人双眸，而且，“我可以把你的（太阳）光束截断，只要我一眨眼/要不是我嫌眨眼时间太长而见不到她。”在诗人看来，光耀无比，普照大地的太阳其实还没有恋人自由幸福，“因为你与这世界定了契约”，要终日不顾疲倦地照耀大地，温暖人间，既然太阳的职责是照耀世界，那么“照耀这里的我们就等于照耀了世界各地”。（何功杰译）在此，诗人不仅了惯常的太阳意象，而且通过对比与理性思辨阐明了恋人的逻辑：恣情欢愉的恋人的幸福远胜过忙忙碌碌、循规蹈矩的太阳。

除了传统的惯常意象外，多恩在这首诗中也大胆尝试使用新的意象。为了颂扬爱情，诗人把东印度的香料、西印度的宝藏，还有世界各地的国王都一起搬到了情人的睡床之上：“东印度的香料和西印度的宝藏，是在你走过的地方或是在我床上/要想了解昨天你曾见到过的国王，你将获悉，他们都睡在这一张床上。”（何功杰译）通过在人们已趋于模式化、自动化的有关爱情的入思、审美习惯中“植入”这些新鲜的地里名词（意象），多恩试图告诉读者：爱情犹如香料般香甜，如金子般珍贵，如国王般至高无上，自由而欢乐。透过新颖的意象，读者得到了本来没有理由期待的一种联想产生的魅力，获得了一种“陌生化”的艺术享受。

三 反讽、歧义与悖论

众所周知，反讽、歧义与悖论是英美新批评的几个核心概念。新批评家们认为，工业文明的过度发展导致人的异化，人对世界的感知变得麻木迟钝，诗歌语言到了现代已经过于陈腐，急需要重新振兴方能传情达意，因此诗的作用就是“恢复事物的事物性”。这个主张和形式主义的“感觉更新原则”、“陌生化”如出一辙。虽然两种文艺思潮之间还没有被发现存在直接的联系，但双方的理论主张在许多方面都不谋而合，特别是在对文学形式的追求上，“因此批评界常常把双方统称为‘形式主义’”。（朱刚 2006：43）以反讽、歧义、悖论观照多恩的这首诗，我们发现，在语言的层面上，它们达到了与形式主义的“陌生化”一样的效果：使得诗意更加丰满，语言更具弹性与张力。

反讽原为希腊古典戏剧中的一种固定角色类型，即“佯作无知者”，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面前说傻话，但最后这些傻话证明是真理，从而使对方只得认输。“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我们说‘这是个大好局面’，在某些语境中，这句话的意思恰巧与它字面意义相反。这是最明显的一种反讽——讽刺。这里意义完全颠倒了过来：语境使之颠倒 ，很可能还有说话的语调标出了这一点。”……“我已经辨明。反讽作为对于语境

压力的承认，存在于任何时期的诗、甚至简单的抒情诗里。”（赵毅衡 1988：335、345）很显然，在新批评家布鲁克斯看来，反讽不是一种修辞格，而更应该是所有时期诗歌语言的根本特征。由是观之，在《太阳升起》的整体“语境压力”之下，某些原来看似平常的诗句也的确具有了极强的“反讽”意蕴。在诗的第一节，诗人以“情人的季节”（lovers’ season）嘲讽、对抗迂腐冒失、按部就班、不解风情的太阳，因为在热恋的情人眼里根本就不存在白天黑夜、四季更迭等时间变化的概念，相对于恋人的浓情蜜意，这一切不过是“时间的碎片”（the rags of time）。在语境的强大压力之下，“恋人的季节”、“时间的碎片”被“扭曲”，其被扭曲的旨意直接指向情人的对立面——迂腐可笑的太阳。这种诗意反讽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传统的诗歌表述习惯的背离，还体现在对习见的爱情观的挑战与叛逆。

不仅是反讽，歧义也被新批评者们认为是普遍存在于诗歌语言中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日常语言中，复义语（也译作‘歧义’）就是一句非常明显而往往又是诙谐的或迷惑人的话。我主张按引申意义使用这个词；因此我认为，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使同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应。”（赵毅衡 1988：305）不可否认，复杂意义是诗歌的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手段。但是，复杂意义不是好诗的唯一条件，甚至不是主要条件，然而，它往往是诗歌语言特殊魅力之所在。在《太阳升起》第二节中，诗人写道：“假如他的双眸没有使你变盲，瞧，明天傍晚，请来告诉我/东印度的香料和西印度的金矿，是在你走过的地方或是在我的床上/要想了解昨天你曾见到的国王，你将获悉，他们都睡在这一张床上。”历来，评家对此处的“两个印度”以及“国王”的意义有着不同的阐释。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反对把“两个印度”和“国王”的意象解释为诗人把自己与恋人爱情看作是像东印度的香料一样香甜，西印度宝藏一样珍贵的东西，并且像国王一样至高无上、自由自在。然而，在多恩为了捍卫至高无上的爱情而贬低太阳以及尘世的一切荣誉、财富的整体“语境”中，在把两个印度的香料和金矿、权力无边的国王都拉到情人床上这一大胆举动中，我们也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对把这种表述理解为诗人对在世俗眼里梦寐以求的财富与权力的嘲讽、贬低与极度蔑视。把象征财富与权力的两个印度和国王与情人拉到一

张床上，这一“陈述语”在被语境扭曲之后的反讽意义是极为明显的，其中所蕴含的诗意也是极为丰富的，而绝不应该被某种“定见”所局限。

悖论，又称诡论，原是一种修辞术语，意指一种表面上荒谬实际上却真实的表述，亦即似非而是；或表面上真实，实际上却荒谬的表述，亦即似是而非。总之是指表述上的矛盾。悖论向来被人们认为是诡辩用的“冰冷机巧狡黠的语言”，因而难以成为心声，而在布鲁克斯看来这完全是一种偏见，是人们并不真正了解悖论所致，他认为“悖论整合诗歌的用途，并且是诗歌不可避免的语言。科学家的真理要求其语言清除悖论的一切痕迹；很明显，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用悖论语言。”（赵毅衡 1988：314）很显然，布鲁克斯把悖论看作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最本质特征。在《太阳升起》中正是通过对悖论的使用，多恩使得自己的语言更加丰富、诙谐、富有弹性，使情感的表达具有了理性思辨的味道，实现了理智与情感的有机结合。在世俗的眼里太阳的光芒强大、令人敬畏，但是只要诗人轻易地眼睛一眨，就可以把令人畏惧的太阳光束截断，“如果我不是嫌眨眼时间太长而见不到她”。热恋中的情人是忘我的，周遭的世界与他们无关，时间的更迭、季节的变化与他们无关，爱情就是一切，恋人的小天地就是世界的中心，以这样的逻辑，与世界“定了契约的太阳”，“温暖了我们就是履行了契约/照耀这里的我们就等于照耀了世界各地，这床是你的中心，房间四壁是你的球体。”这是情人的逻辑，也是对传统爱情观的大胆质疑与背离。

脱离传统诗歌手段的反讽、歧义与悖论共同组成了一个充满诗意张力的语义场，丰富了诗歌的意蕴，拓展了读者想象的空间，延长了读者领悟诗歌主旨的过程，实现了情与理的有机统一。

四 “陌生化”的诗歌表述方式

多恩的诗歌富于戏剧性（dramatical），语言通俗、口语化。多恩的诗歌大多以第一人称来

写，诗人自己想扮演各种戏剧人物一样，在舞台上演出和对话，直截了当，没有任何铺陈雕琢，没有细致的景物描写，也没有多余的气氛渲染。许多诗开篇直接就是命令：“去，抓住一颗流星”；或是一个祈求：“看在上帝的面上别多嘴，让我们爱吧”；或者是一个问题：“说真的，不知道你、我相爱之前做什么”；或者是一个宣言：“我是一个元素和精灵构成的小世界”；还有就如《太阳升起》的一句谴责：“忙碌的老傻瓜，不守规矩的太阳”。以谴责、贬斥太阳开篇的确非同寻常，它打破了自动化为读者的惯常情感意象，阻滞了读者审美习惯，从而了读者传统的情感认同，这种直率的诗歌表现手法是对习见的、惯常化的大事铺陈、渲染的爱情诗歌的背离。这种极具挑战性的诗歌表达方式或许是受到文艺复兴时期最富有成就的文学体裁——戏剧的影响。这一表现手法的好处在于能够一下子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把读者引入情境，让读者与诗人一起共同面对、思考所遇到的问题。

用王佐良老先生的话说，多恩的诗“在格律上往往一番甜美的乐调，往往显得很突兀，本琼生说他‘不协律’，其实他是故意为之的。”（王佐良 1997：135）在《太阳升起》这首诗中，他并没有沿袭彼特拉克以来爱情诗歌的固有格律形式，而是采取了“交叉韵式”和“双行体”相结合的韵式，配合诗歌情感的起伏和叙事的需要，长短结合，繁复、零乱中又有节制和规律。

五 小结

“每一个新的文学流派都导致一场……消失的一方并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出。它只是被从峰顶上赶了下去，静静地躺着处于休眠状态，并且……会随时跃起觊觎王位。而且新的霸主常常不是单纯地复活以前的形式，而是复杂的多：既带有新流派的特征，又继承了现已退居次要地位的前任统治者的特征。”（朱刚 2006：10）任何一种文学流派或者艺术手法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之上的创新，艺术的发展的陈陈相因是不能被割断的。从本质上讲，“陌生化”即是创作者殚精竭虑，以新颖的表述方式表达自己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的一种“个性化认知”，这种富有“叛

逆意识的”个性化认知与表述可以激活我们对世界、对生活、对自己的重新判断与认识，鲜活艺术的生命力。在这首诗中，多恩正是以其背离传统的情感表述、奇特的意象、反讽、歧义与悖论、戏剧化的诗歌技巧给读者构筑了一个“精致的诗意之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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