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再平衡中的国际博弈简论

作者：刘志明

2012-1-13 9:51:22 来源:

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虽然世界各国普遍意识到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必要，但在究竟应该如何推动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问题上，各国基于各自的不同利益诉求，其关注焦点是不同的，因而使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充满不可避免的博弈和较量。具体地说，如何解决贸易失衡、储蓄投资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等问题，各国的博弈和较量最为激烈。

一、关于贸易失衡问题的博弈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看来，贸易失衡集中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解决贸易失衡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成为它们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首选项。基于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和美元被高估是全球尤其是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这一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在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的同时，认为汇率改革尤其是人民币升值是“是解决全球失衡的关键”。比如，2009年11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在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上就宣称：“全球经济要‘再平衡’的话，汇率改革是核心。”[1] 不过，他也不忘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认为全球失衡都是由汇率造成的,中国需要重估人民币,但全球经济失衡还有更多其他原因,其他国家也不应该将自己藏身于汇率问题

之后,从而逃避面对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其他成因。又如，欧洲央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也认为：“为全球‘均衡恢复’，人民币有必要升值。”[2]2010年9月16日，美国财政部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在国会作证时甚至表示，将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敦促中国允许人民币迅速、“有意义”和持续地升值。美国众议院还于2010年9月29日通过了《货币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Currency Reform for Fair Trade Act)，以政治手段迫使人民币短期大幅升值。在强压人民币升值的同时，美国以刺激国内经济增长的名义，强力推行定量货币宽松，人为故意贬低美元币值，以达到向外转嫁危机风险的目的。而且，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以恢复贸易平衡的名义，罔顾其他国家的利益，不时建议和着力推行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比如，2009

年初，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的新经济

刺激方案中规定，但凡经济刺激方案下属工程，建筑所用钢铁必须为国内出产的“美国货”。又如，在首尔Ｇ２０峰会召开前夕，美国加紧兜售其要求为主要经济体经常项目盈余设置上限的建议，声称此举将帮助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2010年10月在韩国庆州举行的Ｇ２０财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建议，Ｇ２０成员应该在２０１５年之前，将经常项目盈余或赤字控制在各自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４％的范围之内。在美国有违自由市场原则的短视行为，使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合时代潮流地大行其

道。据检测机构“全球贸易警报”发布的报告，自2008年11月G20华盛顿金融峰会以来，仅G20成员就实施了121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另外还有134项在酝酿过程中，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关税、补贴出口、移民及其他特别救济措施等。根据报告，全球90%的货物贸易不同程度地受到保护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大有一触即发的趋势[3]。

美国等西方国家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的措施，损害了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不断遭到广泛的批评和抵制。在韩国和巴西，人们对美联储的超宽松货币怨声载道，认为这一大量热钱涌入新兴市场，吹起了资产泡沫[4]。德国财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也批评美国借助印钞机人为压低美元汇率的行为，并认为这种操纵货币的手段很不恰当[5]。美国等西方国家公然要求人民币不合理升值的主张及其强压人民币迅速升值的各种举措，因为其背后携有妄图迫使中国为全球经济失衡责任“埋单”的昭然若揭的目的[6]，更是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人民和一切正直、进步人士的反对。有中国学者就批评性地指出，在贸易失衡问题上美国不谈问题的起源是在自身经济的问题，却往往指责外围国家，从德国、日本到东亚，今天轮到了中国。因为美国有一个政治传统就是它习惯于认为自己总是一贯正确，而别国则轮流错误[7]。美国在前几次失衡中压他国货币升值，这次又故技重施，企图强迫人民币升值。这样做既不对等，也不合理：一是汇率制度是IMF规定的各国自主权利，世界并没有公认哪种汇率制度最好，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

国情。二是历史经验表明，贸易失衡主要是经济结构决定的，汇率的作用不明显。上世纪80年代后日元、德国马克升值后对美顺差依旧扩大，2005年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对美顺差反而增长了30%以上。三是当年德国、日本、“四小龙”本币兑美元升值之时，人均GDP都达到美国的1/3～2/3，而且许多工业品与美国直接竞争。中国目前与美国的发展差距更大，人均GDP仅美国的1/17，与美国是垂直分工，与它们当年升值时不可比。四是中美经济结构是互补的，许多中低端产品美国已不生产，不从中国进口就从他国进口；中国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是顺差的主体，受升值的影响很小。这就决定了人民币升值作用有限，不是解决失衡问题的关键[8]。

即便在美国，针对美国以邻为壑的各种解决贸易失衡的举措的批评声音也并不鲜见。美联储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分析人士杰弗里•加腾就批评说，美国置国际经济利益不顾、一味强调“国内顾虑”，这只能证明“整个货币体系不过是美国功能障碍的政治体系的政治玩具”[9]。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关于西方所谓“人民币升值”问题，我们的回答只能是2010年10月6日在布鲁塞尔出席第六届中欧工商峰会时深刻指出的，“如果人民币汇率不稳定，企业就会不稳定，就业就会不稳定，社会就会不稳定，如果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问题，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西方国家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的各种措施，尽管在减少西方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巨额逆差方面能收一时之效，但从根本和长远来看并非解决世界贸易失衡尤其是中美贸易失衡的良策。摩根士丹利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就指出，尽管与中国的双边不平衡可能是造成美国贸易失衡的最大作用因素，但美国没有所谓的“中国问题”——美国与超过40个国家有双边贸易逆差。在他看来，美国的多边贸易问题主要是资产依赖型经济长期储蓄不足的一个结果。因此，把美国人不喜欢储蓄的问题怪罪在中国人的头上简直荒谬——并且还日趋危险。他认为，通过错误地盯住美元以及给中国的货币施压，国会只会把美国贸易逆差里中国的那部分转移到别处——而且极有可能是成本更高的制造商。基于自2002年2月起，广义美元价格已经实际下跌了23%，但对于美国日趋扩大的外部失衡的影响却微乎其微的事实，史蒂芬·罗奇得出了货币调整不能被当作是针对全球失衡良方的结论[10]。他还指出，认为人民币升值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灵丹妙药”，不仅可以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改善美国经济状况，而且可以恢复全球贸易均衡，这种“用双边汇率手段解决多边贸易问题是非常错误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政治化观点”[11]。无独有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也认为，解决所谓的汇率争端并不会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他还说，“即使美元汇率再降低３０％，也无助于一窍不通或技术不熟练的美国工人与中国工人竞争”。

世界各国人士在批评西方尤其是美国失之偏颇的全球贸易失衡

问题解决之道时，也提出了富有价值的长远、根本性的各种解决办法。

有中国学者指出，当今全球经济出现以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和对外债务、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大量贸易盈余和高额外汇储备为特征的严重失衡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游戏规则”——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以及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因此，要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寻求超主权的第三方按照世界对国际储备的需求供给国际储备，显得尤为重要[12]。还有中国学者指出，美国不能舍大求小、事倍功半地把解决贸易失衡的精力集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而应该努力减轻内部失衡，应该致力减少其占四五成的石油贸易逆差，减少除中国外的6000亿美元逆差[13]。在史蒂芬·罗奇看来，想要长远地解决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之类的贸易失衡问题，需要更多的资产价格调整，而不是进一步的美元贬值。正如他所说，“通过调整资产价格实现再平衡，很有可能在解决美国宏观经济的问题上比不合时宜的货币贬值要来得有效的多。”[14]认为经济金融化、外交军事化和财富向顶层集中化这三大内部不均衡共同作用导致美国巨额且不断攀升的贸易逆差的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指出，“无论多少媒体和政治权威人士把中国作为我们自身导致的‘失衡’的替罪羊，也不能愚弄对国内不平等和失误有着切身经历的美国人”。因为对于美国来说，摆脱巨大失衡的出路在于进行大规模的、长期的国内结构转变——即去金融化和去军事化[15]。韩国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赵庆南也指出，美国如果想要长远地解决困扰其经济健康发展的贸易失衡问题，“美国最好调整其产

业、调整其产业结构并增强竞争力，”但它却选择了实施第二轮定量宽松这样的“简单出口”[16]。还有中国学者从短期有效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角度指出，美国取消出口，增加对中国的高技术设备出口是解决中美经济不平衡的“最有效”途径[17]。

二、关于储蓄消费失衡问题的博弈

对一国来说，如果说贸易失衡是外部失衡，那储蓄消费失衡可以归为内部失衡。对一国或全球来说，这种内外之别决定了储蓄消费失衡对贸易失衡的影响更为根本，但镜像化储蓄消费失衡的贸易失衡有时也进一步强化储蓄消费失衡。总之，它们之间的关系，除了如影随形、一体两面外，既有互为镜像的一面，也有内因决定外因的一面。储蓄消费失衡与贸易失衡之间的这种关系，客观上决定了解决储蓄消费失衡问题绝非像“美国更多储蓄,中国更多消费”之类流行的观点那么简单。虽然美国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需要增加储蓄尤其是私人储蓄，而且事实上美国的储蓄率自金融危机后也正在上升，比如美国家庭储蓄率从2008年4月的0.8%上升至2009年7月的4.2%（这一比例仍然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8.9%的平均储蓄率要低不少）[18]，虽然中国自金融危机后努力采取诸如调整产业结构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等举措扩大内需，但储蓄消费在全球尤其中美之间的调整或者说再平衡也是一个注定充满博弈或激烈较量的问题。至于其原因，有些与上述导致在贸易失衡问题上博弈的原因大致相同，除此之外，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与美国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美国经济是一个

消费型驱动的经济，再加上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使广大工人的工资性收入得到有效增加，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私人储蓄率上升的空间有限。因此，美国会为了辩护其损人利己的公共财政赤字继续其一味指责他人的政治传统，在全球储蓄消费失衡调整问题上向中国等国施压。这里不妨指出，在2010年6月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前，欧美对于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战略矛盾曾一度公开化。由于欧元区债务危机，欧洲国家要求控制和削减财政开支，而美国在整体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希望各国能够继续实施经济刺激计划。

第二，尽管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调整的远景目标，但中国目前工业化阶段的经济不可能迅速实现向服务型或者说消费型经济阶段的跃进，这也就意味着中国需要根据自己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把握扩大内需或者说增加消费的水平与节奏。甚至连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凯末尔•德尔维什也指出，如果中国试图过快地做到这点，国内供需失衡将拖低经济增长率，而由于资金无法足够迅速地转入非贸易活动，贸易品巨大的过剩产能也将拖累增长和就业。在他看来，中国的增长一直有利于全球增长，如果中国增长放慢，不仅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向中国出口的所有国家[19]。还有人计算，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5个百分点，中国便需要增加40个点的消费来平衡[20]。中国不可能不顾自己的利益诉求，为美国美元霸权支撑下的储蓄消费失衡乃至其贸易失衡埋单。正是基于此中原因，虽然2009年的中国经济不再依靠出口拉大增长，但是中国的储蓄率并没有下降。此外，据IMF数据，

中国家庭和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从2005年的48%上升到了2008年的51%[21]。

三、关于南北发展失衡问题的博弈

应该说，南北发展失衡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或者说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紧紧相联的长期的“历史”问题。有中国学者深刻指出，资本主义越是发展，资本主义关系越是在全球膨胀和扩张，南北关系也越是凝聚着世界历史运动的秘密，成为认识纷繁庞杂、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的钥匙。南北关系越是成为我们时代政治经济关系的核心和世界历史运动的杠杆，第三世界的发展也越是成为整个人类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前提和基础性环节[22]。国际金融危机后在世界范围内广遭议论的全球经济失衡的各种现象，背后都有南北发展失衡的影子存在，其根源最终都归结为南北发展失衡。离开了对南北关系的分析进而言之离开了对南北发展失衡问题的分析，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全球经济失衡的实质的，也是不可能实现全球经济的真正平衡的。

虽然在探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问题时，西方发达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直白地说：“东方崩溃以来，由于我们没有了敌手，不必害怕敌手竞争，所以我们能够单独作出决定，南方必须走什么样的道路”[23]，虽然它们也开始表现出重视与南方国家尤其是以中国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南方国家共同探讨各种经济失衡问题的样子，但是，它们在南北发展失衡问题上或讳莫如深，或语焉不详，或不时“顾左右而言他”，总之，它们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诚意和积极主动的态度。

指责中国等金砖国家和石油美元收入丰厚的新兴国家在贸易失衡、储蓄消费失衡问题上的责任，不加区分地强调中国等广大南方国家在削减碳排放指标与应对世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共同责任”，刻意减少或者不兑现针对广大南方国家的发展援助及其承诺，有意无意地推出只会延缓联合国千年目标实现进程的各种等事实就是明证。因此，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外部发展环境恶化，经济增长普遍减速，发展遇到严重困难的广大南方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强联合与团结，协调立场，努力推动北方国家基于自己长远的利益，“用更全面的观点看待发展，促进共同繁荣”。

正是基于“从根本上讲，世界经济最大的不平衡是南北发展不平衡，世界经济领域最根本的矛盾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不足”这一点，中国作为南方国家或者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从促进人类根本的长远利益高度出发提出“比平衡增长更重要的是共同发展”。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工作重点无疑应该放在致力于促进南方国家的发展上。早在G20华盛顿峰会上，就指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是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际社会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在匹兹堡峰会上，总发表题为《全力促进增长 推动平衡发展》的讲话，进一步指出，“只有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效实现发展，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才会坚实，世界经济增长才能持久。”在2011年4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时，再次指出，“没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就没有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我们应该继续致力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

[24]

为有效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为最终解决南北发展失衡奠定坚实的基础，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５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上发表的题为《全力促进增长推动平衡发展》的讲话中郑重指出，我们应该完善促**衡发展的国际机制，支持联合国在解决发展问题方面更好发挥指导和协调作用，推动世界银行增加发展资源、增强减贫和发展职能，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快速有效的金融救援机制，优先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融资支持。我们应该加大形式多样的发展投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推动筹集的大量资金应该优先用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发达国家应该认真落实蒙特雷共识[25]，切实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规模，推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技术合作对促**衡发展的重要意义，降低人为技术转让壁垒，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缩小发展差距创造条件，尤其要加强绿色技术领域合作，确保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绿色技术，避免形成新的“绿色鸿沟”。我们应该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增强紧迫感、积极推进，又要区别情况、从实际出发，允许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路子和节奏，不能挤压发展中国家应有的发展空间。

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广泛认为，虽然凸显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的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解决自然必须多管其下，综合治理，但是，致力世界经济再平衡如果离开推动解决南北发展失衡，那就无异于缘木求鱼，也就是说，各种解决

办法如果根本不触及“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这一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那就注定只能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现状的小修小补，而绝不可能是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功之道。2009年3月2～6日,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学家联合会、古巴经济学家和会计师联合会在哈瓦那共同举办第十一届全球化与发展问题大会。大会就坚持认为，必须在考虑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解决各种结构性失衡问题。逐步走出危机需要考虑解决总体失衡的问题，既包括工业化国家也包括新兴国家的失衡，国际范围内收入分配的失衡、信贷和贸易及金融的失衡。洪都拉斯总统塞拉亚指出，要继续寻找能够解决国际金融资本积累失衡的新方式，以便能够适应我们发展生产的要求，解决国家间的失衡状况[26]。

正是由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懈努力，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份量明显加重。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2010年11月召开的G20首尔峰会首次将发展问题作为单独议题，并专门设立了发展中国家议程工作小组[27]。

四、妥善应对全球经济再平衡博弈对我国的新挑战 后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在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上的博弈对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我们必须妥善加以应对。

首先，我们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智慧地妥善地应对全球经济再平衡博弈中不可避免的“中国责任”问题，努力为我国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或者说外部环境。

从西方政经界人物在“汇率与缓解贸易失衡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从他们金融危机后解决所谓“全球失衡”问题上抛出的“新兴经济体必须在解决全球经济与贸易失衡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28]诸如此类的观点，以及从西方各国媒体不停炒热“中国能否救世界”的话题等诸多事实来看，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发达国家想通过玩“利润私人化、损失社会化、危机全球化”的战略把戏，想借所谓坚持“增长与责任”原则之类冠冕堂皇的由头，通过各种途径向我们转嫁危机。因此，我们未来承担西方所谓的“国际责任”的压力空前加大，尤其在削减碳排放指标，应对世界气候变化等重大全球问题上面临的国际压力会越来越大。还有须臾不能忘记的是，在这场金融危机明显加快世界各种力量构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步伐的新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定也会因为承载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厚望而面临国际责任压力加大的问题。我们需要更高超的智慧把握好能力与责任的平衡，绝不能脱离现阶段我国与发展中国家身份相符合的发展水平，“超能力”地承担不应该由我们承担的责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并坚持自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继续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要在继续努力消弥“中国威胁论”不良影响的同时，小心提防西方鼓吹“增长与责任”原则背后制约我国又好又快发展的阴谋陷阱，向世界科学阐明按照“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原则承担国际责任的正义性和公平性，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其次，我们要正视和积极应对中国经济失衡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努力为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觞锻造良好的国内或者说

内部环境。

中国经济失衡的结构性问题首推“发展不平衡”，正如2010年4月15日在“金砖四国”领导人会晤时发表的题为《合作 开放 互利 共赢》的讲话中指出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是我们的基本国情”。2010年６月１日在东京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主持人国谷裕子专访时也谈到了中国发展不平衡问题，并指出，中国发展不平衡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差距，个人收入之间也存在差距。这种差距还有拉大的现象。他还认为，一个社会如果财富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因而它也是不稳定的。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内需不足等结构性问题更是因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而凸显或者说加剧了。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认为, 这些问题应该得到解决。在他看来，中国需要刺激内部消费,减少对于外部经济环境的依赖,减少对于外商投资的依靠[29]。面对引致中国经济失衡的各种结构性问题，我们必须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一句话，我们必须更加坚定不移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努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步伐。

（作者刘志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1] 杨燕青、冯迪凡：《IMF总裁卡恩：汇率不是全球失衡所有原因》，2010年7 月29日《第一财经日报》。 [2] 黄滢：《西方缘何热炒人民币升值？》，2009年11月19日《广州日报》。

[3] 王万征 ：《中国的发展改善了全球发展环境》，《红旗文稿》2010年第19期。

[4] [美国]丹尼·罗德里克：《全球治理是靠不住的》，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odrik50/Chinese. [5] 袁原：《贸易和汇率，谁的“替罪羊”？》，新华网2010年11月12日。

[6]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IMF中国部前主任埃斯瓦·普拉萨德(Eswar Prasad) 就直言不讳地宣称，对西方国家来说，“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是否将接受 伴随着领先经济大国地位而来的种种责任，即便它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7] 美联储主管货币事务前高层维森特·莱恩哈特这样指陈华盛顿一味 “指责他人”的“政治传统”：“当情况变得很糟糕的时候，人们总是会倾向 于去指责他人，这已经成了华盛顿一个流行的政治传统。” [8] 杨正位：《历史地看待国际经济失衡》，《中国金融》2010年第17期。

[9] 袁原：《贸易和汇率，谁的“替罪羊”？》，新华网2010年11月12日。

[10] [美国]史蒂芬·罗奇：《美国经济:应对一场不同以往的衰退》，《新金融》2008 年第3期。

[11] 《美媒：三十年发展证明中国模式有效》，2010年6月10日《参考消息》。 [12] 王道平、范小云：《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是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的 原因》，《世界经济》2011年第1期。 [13] 杨正位：《共同治理国际经济失衡》，《中国金融》2011年第2期。 [14] [美国] 史蒂芬·罗奇：《美国经济:应对一场不同以往的衰退》，《新金融》2008 年第3期。

[15]〔美〕詹姆斯·彼得拉斯 ：《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和解决之道》，王维平、 庄三红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5期。 [16] 袁原：《贸易和汇率，谁的“替罪羊”？》，新华网2010年11月12日。

[17] 孙基伟：《技术出口: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有效路径》，《金融与经济》2011年 第3期。 [18] 吴晓鹏：《平衡增长:全球经济失衡的“巴别塔”》， 2009年9月30日《21 世纪经济报道》。 [19] [美国] 凯末尔•德尔维什：《全球失衡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2009年12月 24日《金融时报》。 [20] 刘煜辉：《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猜想》，2009年12月14日《21世纪经济报 道》。 [21] 吴晓鹏：《平衡增长:全球经济失衡的“巴别塔”》， 2009年9月30日《21 世纪经济报道》。 [22] 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 页。 [23] 转引自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第一卷，第203页。 [24] ：《展望未来 共享繁荣——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时的讲 话》，新华网三亚2011年4月14日电。

[25] 2002年3月22日, 为期5天的联合国发展筹资国际会议在墨西哥北部工业 城市蒙特雷落下帷幕。各国家元首或首脑就国际发展筹资达成共识，即 《蒙特雷共识》。《蒙特雷共识》主要包括调动国内经济资源、增加私人国际 投资、开放市场和确保公平的贸易、增加官方发展援助、解决发展中 国家的债务困难和改善全球和区域金融结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决策中的 公正代表性等六方面内容。共识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建立一 种新的伙伴关系，全面落实《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提出的旨在实现消除贫 困、改善社会状况、提高生活水平和保护环境等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26] 宋晓平：《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化和发展问题——第十一届全球化与发 展问题大会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27] 王万征 ：《中国的发展改善了全球发展环境》，《红旗文稿》2010年第19 期。

[28] 转引自〔英国〕伯纳德·西蒙、弗朗西斯科·格雷拉：《加拿大：新兴 经济体须参与解决全球失衡》，2009年3月31日《金融时报》。 [29]《罗奇：中国经济应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2009年9月11日《中国证券 报》。